环保 VS. 发展,云南丽江老君山的社区实验

2017-05-31 11:59 来源:南都观察 作者:    编辑:和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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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逻辑的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内部变化,乡村信用体系重建,公共管理系统的建设,奠定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云南丽江老君山,是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三江并流”的核心区。这里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多民族、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并存的地区。

这里也是自然保护与生存发展冲突最为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在老君山的河源村,世代生活着460多户人家,包括纳西族、白族、普米族、傈僳族和汉族等民族。根据河源村委会2010年的统计数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650元。除了耕种经济回报较低的洋芋、白芸豆、玉米以及蔓茎,砍树卖钱成为河源人简单自然的选择。禁伐前,砍伐木材的收入在村民的总收入中大约占了70%。

2010年9月,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社会发展部(以下简称三生)进入河源村,陆续开始在老君山地区的5个行政村实施一系列“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

项目总监邓仪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生态最为脆弱、社会冲突频发的贫困区,从社会层面入手,通过服务促进社区自主治理,自主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

五年过去了,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变化逐渐显现。邓仪的团队在扎根当地5年后,开始走出来,与更多人分享,寻求支持的力量。

砍树与火拼的“公地悲剧”

“我不砍,就会被别人砍掉,而我保护的话,我也不相信这片森林能够留给自己的子孙。那我凭什么要保护?”

三十年前,各路人马曾蜂拥进入老君山原始森林,大肆砍伐。外村人的进攻和掠夺,也激励了本村人加快抢伐的速度,村民一天赶几十匹骡子上山,锯下木料,拉去市场销售。

社区之间抢夺资源的冲突开始升级,为此发生的大小械斗事件不断,社会秩序混乱。

某次,两村几百号人拿着砍刀和猎枪在山头火拼,赶来调解的副县长向天空开了两枪示警,事后被撤职,理由是“拿枪口对着人民群众”。从此,盗伐林木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出来管的人越来越少。

到1998年国家实行禁伐政策时,原本繁茂的森林已退化成了稀稀疏疏的次生林,水土流失严重。禁伐政策也无法真正杜绝砍伐,森林资源濒临枯竭。

邓仪二十多年前因环保发展并重的“草海模式”闻名,也因此反思环保NGO“给钱,做项目,走人”的模式。

在内蒙古阿拉善,村民因为政府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从贺兰山腹地迁至山角一片叫做“腰坝”的绿洲,邓仪曾和SEE项目团队吃住在村里,组织村民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设计、修建沙石路、防洪坝、垃圾池;建村寨银行、舍饲养殖,铺设节水管灌渠道。邓仪还在贵州毕节古胜村升级实验,开路,引水,建村寨银行,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大大提高。

在河源村,邓仪和三生团队重新出发,他相信自己是外力,要通过支持性服务帮助村民内生式发展。

一场社区环保实验

“次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源于社会问题,要解决此类环境问题必先解决社会问题。”

靠什么才能将一盘散沙的村民重新“捏合”成一个人人需要,又人人受益的共同体?邓仪认为,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培育”和“建设”的内在变革过程,关键在于能否激活村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自发地组织起来。

第一次面对村民时,邓仪直接把项目款拍在所有人面前。“这里有一笔钱,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怎么分,要做什么,你们自己说了算。”

村民目瞪口呆,既说不出来,也不敢相信。于是,第一笔钱用来让村民代表出去看,学习别人的经验。14个村组,每组选出一个代表,组成考察团。代表要诚实,把看到听到的记录下来,回来后讲给村民。如果讲不清楚,就得自己把钱补上。

代表们去了贵州贫困村古胜村,那里村民的年收入600多元,石漠化十分严重。国家强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管制无效,村民与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但后来在项目的促进下,村民却自发实现了全面保护,还发展了生态产业。

这一下激起了河源村民代表们的兴趣,他们耐下性子来听,古胜村民如何组织起来,集体修路,制定封山规则,建立村寨银行以及发展生态产业。河源村民开始相信,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来保护山林,同时享有保护下来的成果。

▲ 村民讨论。

项目PK大会,农民自己作主

“那么穷的地方,没树没水的,他们都把山保护下来了。我们山上有虫草、菌子、药材,全都是宝。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外出回来后,村民李玉坤写了一篇近4000字的心得体会,他打算把古胜村的“村寨银行”搬来。村寨银行由村民自愿入股,每户拿出等额资金凑出一笔钱,三生项目团队以1:1的比例配入公益资金,共同组成本金。银行由村民自己运行和管理,成为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系统。

李玉坤还发挥创造性,把村寨银行和封山护林捆绑到了一起,要加入银行,就得承担生态保护区内的保护义务,一旦违反,自己出资的1000元就得没收,并且3年内不得从村寨银行贷款。而如果盗伐者没有加入村寨银行,则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

李玉坤召集他所在的新房组开会。他的提议首先需要本组人全体通过,才能向三生申报,然后与其他组的项目共同PK,最终选出6个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他讲完,村民们首先是沉默。他知道,大家心存疑虑。过去曾有人来推销化肥,村民们把钱交上去,结果化肥没见着,钱也被卷跑了。于是,他又讲了一遍,这时有人站起来问,有人不还钱怎么办?大家纷纷附和。李玉坤说,这笔钱,家家有份,一户人不还就得罪了其余29户,大家一起去追,一定能追回来。这样的会议开了好几次,组内终于达成了共识。

▲ 村民召集的会议。

14个组向三生共提交了20个项目,有人要修路,有人要养蜂,有人要发展沼气……14个组的村民代表加村委会干部组成评委,现场给每个项目打分,不靠谱的废掉,优胜者拿钱。三生、县乡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论证团不投票,但有质疑权,由此影响拥有投票权的各组代表们。此后,河源村每年都依照此程序进行一次项目竞争大会。

如今,资助项目的评选和竞争越来越多,手握资源的资助方给申请者打分,决定谁可以获得资助。而老君山的村民已经学会了共同商议要发展什么项目,并自己制定了规则。

是发展不是扶贫——“钱能永久地使用下去!”

“我们缺失的不只是经济和金钱,而是在获得钱的过程中缺乏权利意识和组织意识,缺乏产生制度的秩序和维护制度的习惯,也缺乏社区的信任基础。”

村寨银行通过老百姓用钱的需求杠杆,撬动他们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让他们遵守制度,培养契约精神。农民户户都有等同的权利,无论村长还是贫困户,每人都是公平的一票,参加的人,必须出一半的钱。整个管理制度由村民自己制定,没有固定模式,而是基于不同社区的文化、资源和能力来制定和执行。所有人表决同意后,银行才能实施。

新房组想出的一个执行办法是,银行的欠款户将得到其他所有股东上门讨债的待遇。这并非强制,但不参加讨债者必须出100元/天误工费,直接从入股资金里扣除。想砍又想贷款的人,被断了财路。

2011年5月,老君山河源生态产业合作社成立,在村寨银行的基础上,搭建了生态农林产品销售平台。

新房组的5户成立了养殖野蜂股份制合作社。养蜂需要杜绝农药,村民为此开了25次会议。三生请来专家讲解农药危害,村民开始讨论利弊,自己计算经济成本。最后通过的《新房组农药禁用制度》中有一条:“对违反农药禁用制度的村民,全村其他村民将不参加该户的红白喜事”。

▲ 《新房组农药禁用制度》。

项目启动初期,村寨银行资助尚处于起步阶段,村民栽培的经济作物初期产量较低,个别家庭依然不得不通过盗伐山林来补贴教育等家庭支出。为此,项目的资助方——日本企业优科豪马橡胶有限公司于2012年开启了“生态助学”计划,向参与环保的村民家庭发放“生态助学基金”,鼓励村民自觉巩固已有的生态保护成果。

至今,老君山的项目村共建立了25个村寨银行,合126.5万元,累计有650户村民加入并受益。村民自己管理项目,一分钱当成三分钱来花,项目资金成长为支撑社区自我持续发展的公共资源。抽样调查显示,村寨银行资金年收益率近62%。

这场实验的收获,除了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收入,还有现代的社区公共管理经验,一套适用性较高的“环境与经济同步”内生性发展路径。

实践逻辑的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内部变化,乡村信用体系重建,公共管理系统的建设,奠定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 “还款处”。

“一个企业一个村”——企业社会责任参与模式

“企业与村庄的关系,不会随着三年合作期的结束而结束,作为企业定向资助的村庄,在实现自我造血的前提下,将成为企业永久的社会责任地。重建乡村,也是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优科豪马公司是老君山项目长期的合作方,从2011开始共计投入210万元。这家日本企业每年都有高管和员工代表深入社区项目地,和村民一起聊天,见证企业参与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企业也通过采购合作社的生态产品,给予项目后期支持。

在项目已退出河源村后,2015年,优科豪马又资助老君山区域的黎光村开启项目。

这是企业参与社区发展的一种深度实践:摒弃形式简单的扶贫,没有来自外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尊重当地文化,尊重自主选择。企业和公益组织一起,以更专业的服务支持,参与社区由内而外的变化。以看似少的干预,呈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这需要更大的智慧。

在地处山区、民族问题复杂、经济基础薄弱的老君山获得成功的实践经验,能否推广?长期扎根当地,“比当地政府还要了解村民”,既少干预,又给予持续支持,这对公益组织来说绝非易事。如此开展项目的机构在全国少之又少,三生团队想在更多地方试试。

这场5年的实践,被总结成“一个企业一个村”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企业和乡村可以通过为期三年的一对一互动,形成稳定的支持与合作关系。项目希望在更多社区开展实验,引入更多企业共同参与。

社会企业的尝试

“我们也是创业,学习企业做生意,把生态产品卖出去,这是我们的弱项。”

随着项目逐渐从河源村扩展到更多行政村,老君山的村民们不再砍树了。他们通过村规民约,捆绑权利与责任,自主建立了自然保护地,实现了契约化、制度性的有效管护。“内生式”发展理念也促进了农民意识改变和能力提升,重新整合了社区关系。

最后一步,如何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增加收入,提升经济能力,拓展市场空间?李玉坤三年前就说:现在保护是保护起来了,保护了以后还要发展嘛。

项目启动了“绿色产业升级计划”,经过村民的讨论,确定了蜂蜜产业、天麻产业及玛卡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确立了野蜂驯化养殖、药材仿野生种植股份制项目。

2012年11月,共35户村民入股河源合作社天麻分社7.6万元。天麻是中药材,种植环境和技术要求较高,三生请来专业技术员培训指导村民。第一年收成不算理想,但也全部销售,实现了保本。

2015年11月,丰收季来临,四亩地产出七千斤天麻,远远超出预期。

▲ 天麻分社的村民聚在一起整理收获。

丰收后的销售也是挑战。今年也是药材玛卡的丰收年,村民熬过种植过程中资金、管理、疾病等困难后,又为寻找买家发愁。村民股份合作社力量仍然弱小,面临市场风险。

2015年11月23日,项目团队和农民合作社共同发起成立了“玉龙县大地有生农民生态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注册为企业,合作社成员共出资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联合社主要承担产品推广、市场销售、反哺社区建设的功能。村民合作社和项目中心自愿认购股份,社会人士也可以入股。

在“社会公益组织+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这个共同体里面,公益组织作为服务一方,如何在与农民合作社的联合中,促进生态产业的良性发展,并规范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过程中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标准,加强组织间的合作能力,从而共同应对市场挑战,还需要持续实验和探索,并接受时间的考验。

一直扎在老君山里的项目团队也开了淘宝和微店,和很多公益组织一起申请资助项目。他们还不太适应,担心传播会导致简单化,损失真实的价值认同。但他们同样期待,“让项目走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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