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谷的尽头
彭加明（古城区）
“我哥离开这个世界，像走完了他该走的路一样，该安心了。”四叔在我身边的长凳上坐下，跟我攀谈起来。村里每有老人离去，我都要回老家为他们送行。我没有主动提起这次过世的老人，毕竟四叔与他兄弟情深，难免伤感。看着四叔被篝火映红的脸庞，想起他年轻时在村里教我们读书的情景。他能这样吐露心声，再好不过。于是，我在长条凳上移动身体凑近他。“四叔不要过度伤心，节哀顺变。自己的身体也重要。您的哥哥是不是因为疫情得的重病？”四叔排行老四，村里人有时叫他“四叔”，有时叫他“杨老师”。“就是因为疫情。我哥是大木匠，年轻时力气赛过老虎，没有怕过什么。出门人随生计走，哪里有木工活他就去哪里。他说，在外地也有很多老乡，无论建房子还是搞装修，只要老老实实地干，总有饭吃。他还说，翻雪山的时候不能说话，只能悄悄过去。他还说，在拉萨打酥油茶必须炒茶，不然会感觉煮不透。他活了93岁，但新冠疫情这么严重，传到村里后感染了他。我们村的男人从小出门在外，一旦成年就拜个师傅做木匠，这是传统。但是，能够一辈子在藏族居住区做工的却不多。我哥大部分时间在迪庆州，性格和行为都已经很像藏族。”四叔说。火堆里“噼啪”作响，火堆旁已经坐满人，大家都静静听四叔讲故事：“我哥年轻时就跟着我爹到迪庆州。我爹是大木匠，手艺好，做什么东西都很认真，很受藏族人欢迎、尊重。我哥年轻时就勤快、幽默，好多藏族女孩子喜欢他。你知道，后来我哥娶了我大嫂，她是村里的第一个藏族媳妇。”我说：“我是她儿子最要好的朋友，小时候对她很熟悉。包括您对我们的启蒙教育，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想到小时候的往事：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孩子多得像个小幼儿园，生活融洽、热闹。我喜欢到院子里找同伴玩，黄昏时分，我们最喜欢玩“老鹰捉小鸡”或者捉迷藏。虽然后来他们搬到新家，但老院子里的亲情仍在。我喝了一口茶水问：“杨老师，那你去过迪庆州吗？”
杨老师笑了笑说：“以前我很想去。小时候，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想去迪庆州得跟着贩盐、卖茶的马帮，自带盘缠。出去讨生活，说不清哪年能回来，甚至音信全无的人也有。马帮赶路也很辛苦，必须有计划，每天必须走到固定的驿站才有吃有住。记得每次马帮从黑潓河桥头上来，会让整个村都忙活起来。有挑水饮马的，有准备马料的，有钉马掌的，有为马锅头烧菜做饭的。马帮多的时候，文昌宫里还有人唱戏、看戏。村里的集市也很热闹，需要的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从我们村去迪庆州的第一个驿站是‘香阁里’。记得我去‘香阁里’的那天，翻过一道山冈、穿过峡谷后就到了。虽然是黄昏，但雪山是那么近、那么明亮，雪山的尽头还有一个个村庄，看到的雪峰越来越近，但金沙江上吹来的风是热的。‘香阁里’的背后是一道道峡谷，我想着这些峡谷会通向更远的雪山，心里既兴奋又忐忑。父亲带我到那里后，觉得我年纪太小，还是应该让我上学，于是，他托马帮把我带回村里，嘱咐我认真读书。”四叔又说：“后来我到丽江地区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这是托了新中国和毛主席的福啊。记得那时候报名参军是很光荣的事，我也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初中一毕业就踊跃报名参军。那年招的是西藏兵，我没有一丝犹豫就去报名。我的身体很好，体检没有问题。正当高兴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政审出问题了。因为有个远房亲戚的家庭成分高，政审不过关，最后没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因此还苦恼了很久。”杨老师的语气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但我仍然能听出他的心有不甘。他接着说：“后来村里要办学校，村里请我去当老师。我觉得培养孩子也是正事，就当了大半辈子的民办教师。我们村有近3000位村民，小学生多的时候达到四五百人。到1979年，原先的完小实在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村里决定再开办一所小学，分流了一些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让我当校长。1960年后出生的村里的孩子，我基本上教过。”我说：“是啊，我就是从村完小毕业的。村完小还办过附中。那时的小学教师个个德高望重，村民都非常敬服。学生也很尊重老师，我认识的每一个字、做过的每一道题都是你们手把手教出来的。正是因为你们的坚守，才有了我们村的教育发展。我初中毕业那年，刚好全国恢复考试，我们村竟然有21人考上高中，可见村里的办学水平很高。”我接着说：“记得那时文盲很多，国家开展扫盲、脱盲。晚上，我被妈妈带到夜校。昏黄的松明火把下，教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妈妈的那份高兴劲儿，她说，自己是个睁眼瞎，到现在总算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感到十分自豪。那时您还是夜校的教员、积极分子。”我的话仿佛把杨老师带回过去，他侃侃而谈：“那确实是个激情年代，讲的是大公无私、斗私批修。实际上，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大集体的一员，能够为村里做事情是再高兴不过的事。在大集体，我不仅教大家认字，还教大家写铅笔字、毛笔字，打算盘、记账、计工分、用秤称重、测量田亩，甚至还带着学生绘出整个大队的等高线图。我在公社参加培训，然后教大家‘农业八字宪法’，边学边教水利建设和科学种田的一些知识，教的都是实际生产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甚至赤脚医生的活我们也做，村里有人头疼脑热，我们挖点草药就能治好。国家号召移风易俗，我们也积极响应，村里婚丧嫁娶的事都要去料理。知识青年下到村里，我们与他们合作，做过一些文艺宣传工作。村里的教育、文化氛围非常好。”我说：“小时候我最崇拜的就是老师，觉得老师什么都懂、无所不能，特别是村里有事的时候，老师们总是忙前忙后，既会写对联又会做花圈。直到后来我上了高中，每次回家都要聆听启蒙老师的教诲。是你们把我引到正确的学习之路的。”杨老师听到这话，嘴角都翘了起来，他说：“我们村在十里八乡有好的口碑，很多人说我们村是一个有文化的村子，有很好的文化传承。九河乡的第一所学校就在我们村子。我们村的村风正，老一辈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评价人，很重视家教、家风，没有好的家教在村里难以立足。新中国要求教育为人民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我们这些老师发扬优良作风，培养了一批人才。”
他接着说：“我们民办教师也跟公办教师一样，以校为家，爱生如子，乡亲们把子女交给了我们，我们有责任，更有情怀。当老师这些年，我兴建过校园，也曾经翻修过学校，从最初的土坯房到现在的钢混教学楼，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了。”
月亮从东山升起，月光下，玉龙雪山的倩影依稀可辨。雪山是乡亲们的晴雨表，指引着他们的农事。我说：“我们就是直接受益的那批人，老师就像峡谷尽头的雪山，指引后生前行。”四叔的脸上又洋溢出了笑容，说：“其实我们这代人也有很多遗憾。特别是工作面很窄，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我们村。有一次县里要调我到六区的一个完小当校长。我想到家里有五六个孩子，还有90岁的父亲，最后没有接受。总体上，我没有实现很多理想，不算成功。”“已经很成功了。”我说：“作为一个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桃李满天下。培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那是最大的成功。何况您还能把子女培养好，把年迈的父母照顾好。而且，你还为村里做了那么多事，村子的每一点发展进步都有你的一份功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保留并提升了村里的教育和文化，功劳很大。”我接着说：“现在国家发展那么快，高速路也修到家门口了，开车到丽江市区只要15分钟，这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你要趁现在身体好，多出去走走才好。”四叔说：“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待遇也得到提高。其实，国家能够接纳我们，把我们村的5名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就是对我们的最大肯定。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平凡的，我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辈子，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四叔又说：“现在村里的老师都基本上是大学生，但是读书的孩子已经很少了，都进城上学去了。”月光洒落，群山静默，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去，只见峡谷尽头的雪山和村庄发着幽幽的光。
图片虎跳峡由周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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