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

三位纳西族中共党员

（一）

姚建忠（玉龙县）

1936年红军长征过丽江时，丽江各族人民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抗战时期，丽江各民族、各阶层爱国民众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丽江的第一个党支部，以及中共丽江县工委相继成立。从此，以纳西族干部为骨干的中共丽江县组织在云南省工委、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领导下，组织了“五一”大游行，粉碎了“民联军”进占原丽江县的图谋，发展并巩固了与习自诚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加快了原丽江县的和平解放进程。

1949年7月1日，原丽江县和平解放，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丽江县政务委员会，这比云南全境得到解放早7个月。

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在《对滇西工委和“边纵”七支队的回忆》谈话纪要里，讲到对民族工作的主要体会有两条：“一是端正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是依靠各民族的先进分子，诚心诚意培养和依靠各民族干部，也就是依靠各民族的党员，放手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在斗争中成为各民族的骨干力量”。

回顾日寇入侵、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进步思想影响的纳西族青年儿女在黑暗中追求真理。其中，李群杰、杨尚志、白菊英先后找到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早期的纳西族中共党员。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坚定信仰、无限忠诚。

李群杰

李群杰（1912年—2008年），字杰夫，笔名怒涛、揭腐，丽江古城人，纳西族。李群杰在19岁接受马列主义教育，23岁组织“马列主义行动团”，25岁成为纳西族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李群杰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和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李群杰服从组织决定，打入国民党军政部门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获得大量机要情报和绝密文件，较好地保护了党组织和一批同志，为云南的党组织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12年10月4日，李群杰生于丽江古城忠义村的一户书香门第。他幼年在私塾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传统读物，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在小学学习的语文、算术、历史、修身、格致、国画、理化等课程，对他后来的成长、进步也有着不小的影响。1925年，李群杰考入设在丽江的云南省立第三中学。时任校长解福荫邀请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方国瑜、和志均、和志坚等人进校执教，这些老师带回大量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借给师生阅读。其间，李群杰还接触了包括周霖在内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一些老师，看到了《新青年》《独秀文存》《呐喊》《彷徨》《反正前后》等刊物和书籍，以及孙中山、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胡适等人的作品，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思想。1928年，李群杰与杨子仁、和荣先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丽江中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丽江读书会”，有10多名进步学生经常在一起探讨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初中毕业后，为了继续深造，李群杰与和荣先、王槐清等人踏上了前往昆明的求学之路。当时，从丽江到昆明要经过18个驿站，他们步行了34天。经过半年的刻苦自学，李群杰在1928年春考入东陆大学预科班。在这里，李群杰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刊物，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当时的云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龙云投靠蒋介石镇压革命，破坏中共云南省委，屠杀了李鑫、王德三等一大批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使云南处在白色恐怖中。李群杰亲眼看到国民党宪警冲进校园搜捕一个叫蔡国铭的学生，这才知道学校里有共产党人。东陆大学预科毕业后，为了进一步追求进步、光明，李群杰决心出省继续求学。此时，李群杰的表兄、省立第三中学原教师方国瑜正在北平读书，于是，李群杰写信托方国瑜代为联系北平的学校。

联系好学校后，李群杰与同乡纳西族学子余仲尧筹措资金前往北平。当时的云南仅有一条滇越铁路，赴北平要先到越南，然后坐船转道香港、上海，再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

方国瑜将李群杰等人接到云南旅平会馆住下。同期在云南旅平会馆复习功课的云南学子还有张鹤、王琳、李纯一、桑即藩、李寒谷等10多人。通过努力，李群杰于1931年考入私立的“民国大学”，初修哲学，后改读政治学。

在“民国大学”学习期间，对李群杰影响较大的是黄松龄教授。黄教授是中共党员，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原理》，李群杰常常在课余时间向他请教疑难问题。那时候，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的学风开明、开放，李群杰与进步青年惠世如、同乡李毓山（汝源）常去听陈豹隐、刘侃元的公开演讲，也常到“青云阁”购买和租借有关唯物论、辩证法的书籍。由此，李群杰逐渐坚定了马列主义信仰，激发了寻求党组织、献身革命的强烈愿望。

鹤骨松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民党军队不放一枪一弹就退入关内，北平危在旦夕。在“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残酷现实面前，李群杰萌生了南下广州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念头。1932年，北平的高校停招文科生，李群杰报考了其他地方的3所大学，均被录取，但他毅然前往广州，在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就读。其间，李群杰较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还在1935年9月召集几位进步同学到广州白云山摩星岭秘密组织了“马列主义行动团”。

“马列主义行动团”要求成员以实际行动为马列主义奋斗终身，学习和宣传马列理论，并进行革命活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继续寻找党组织，争取加入共产党；拥护《八一宣言》及救国纲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斗争。李群杰被推举为“行动团”的负责人。“马列主义行动团”团结爱国青年、进步学生召开抗日救国大会，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公开演讲，激发了邻近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实际上成了中共的外围组织。

1935年底，李群杰受中山大学学生会派遣回到昆明，在昆华中学、昆华农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联络了一些进步学生，并与云南大学、昆华师范的学生自治会取得联系。李群杰离开广州后，中山大学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学校被责令停课，因此，“马列主义行动团”通知李群杰留在昆明。1936年2月，李群杰返回广州，向“马列主义行动团”的同志介绍了秘密联系云南爱国青年、进步组织的情况，最后还以优异成绩从中山大学毕业。同年秋，李群杰为了完婚再次回到昆明，同时，“对当时云南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也接触了一些进步学生和滇军中的人士”，这些与李群杰有接触的进步青年后来大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6年底，“马列主义行动团”的同志通知李群杰回广州。在邓初民教授、“马列主义行动团”成员李驹良的推荐下，他在广州担任《港报》编辑、主持编纂《香港年鉴》、协助江公怀教授编辑月刊《时代公论》。李群杰在组织“马列主义行动团”的过程中，既磨炼了自己，也为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李群杰曾先后发表《国家论》《儒家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我国重农抑商思想批判》《论太平天国政治思想》《清代的政治组织论略》《柏拉图理想国家的研究》等作品，还不断为抗日救亡奔走呐喊，在地下党的刊物《新宇宙》《民主周报》，以及中山大学校刊《文明之路》上，发表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

1937年初，何思敬、邓初民、李驹良介绍李群杰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华南救国会”。其间，李群杰与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负责人有了接触，并经受了党组织的审查、考验。在杨康华、李驹良的介绍下，他在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纳西族青年终于实现了夙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1月，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选举出以王德三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由于叛徒出卖，至同年底，中共云南省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先后遭到逮捕、杀害，还损失了全省近一半的党员，各级党组织遭到完全破坏。自此，云南的党组织活动被迫中断达5年之久。

1934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云南，在云南播下红色种子，为恢复云南的党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3年，早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费炳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后回到云南“中央军校昆明分校”教导团任职。1935年9月，受中共中央特科下属组织派遣，吴懋德化名李浩然到昆明与费炳等人接上组织关系，随后发展李剑秋、李立贤等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报经上海党组织同意，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李浩然任书记，费炳负责组织和军运工作。1937年9月，李浩然前往上海汇报工作后被党组织留下，上海党组织通知费炳接任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两年多里，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发展了50多名党员，联系上一批分散隐蔽的党员，组织了群众抗日团体，派人与长征经过云南的红军取得联系，派一批党员骨干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还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等。

由于当时云南的党组织处于秘密工作和单线联系的特殊时期，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与云南的党组织失去联系，以为云南的党组织在1930年遭到破坏后一直没有恢复。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负责人薛尚实、饶彰风考虑到李群杰是云南人，在地方政府中有社会关系，决定派李群杰回云南恢复中共组织。

根据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的指示，李群杰回云南的任务是：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党的各级组织；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借各种社会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交朋友，并找到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掩护身份。

李群杰接受任务后，从广州到香港，再坐轮船至越南，1937年5月底经滇越铁路回到昆明。

李群杰并不了解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已经建立，于是，遵照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

李群杰在编辑 《云南大学概览》 的同时，先后在昆华中学、昆华农校、昆华工校兼授“公民课”。他还以职业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读书会有数百名成员，李群杰先后介绍唐登岷、曹世文、罗自昌、唐桂英、杨润珍、施祖植、匡沛兴、王心良、段惠仙等人入党。其中，唐登岷实际上已于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但由于单线联系的工作纪律要求，唐登岷没有向李群杰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1937年7月，经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批准，中共昆明支部正式成立，李群杰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唐登岷任宣传委员，曹世文任秘书。1938年2月，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到1938年6月，中共昆明支部除介绍前往延安的罗自昌、匡沛兴等4人，已有12名党员，还在几所学校建立了党小组，创办了李群杰为主编的机关刊物 《前哨》（因第2期未通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物被查封）。中共昆明支部成立后，立即组织、发动群众，并在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云南同时存在两个党组织，但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这两个党组织在具体工作中有许多配合默契的行动。如，建立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民众歌咏团”举办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了解到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昆明支部并存的情况后，委派马子卿到昆明协调解决。1938年8月初，由马子卿主持会议，决定将以上两个党组织合并后成立“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李群杰为书记，费炳（负责军事）、唐登岷（负责宣传）、吴宗遥（负责工人工作）、李立贤（负责组织和青委）为委员。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对工人、学生、妇女和新闻界、文化界等加大了工作力度，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也获得很大发展。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在重庆办公，并再次派马子卿到云南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组建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1月29日，根据南方局的决定，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李群杰任书记，费炳负责军运工作，唐登岷负责宣传工作，李立贤负责组织工作，吴宗遥为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6月，南方局为加强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力量，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党员、巩固组织的指示，对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进行调整，由马子卿任书记，李群杰专门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出于工作需要，李群杰仅与马子卿保持单线联系。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任命郑伯克为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李群杰随即与郑伯克保持单线联系。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要充分利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遵照执行南方局的决定：“原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的亲戚、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李群杰妻子的姑父）间接向龙云宣传中共对时局的政策主张。”李群杰妻子的舅父赵宗瀚时任云南绥靖公署秘书长，李群杰父亲认识的国民党云南军政要员还有李希尧、陆亚夫、安恩溥、鲁道源等人，这些都有利于李群杰开展统战工作。

李群杰抓住有利条件长期隐蔽，打入云南省的国民党要害部门，“做国民党的官，干共产党的事”。1943年8月任昆阳县县长、1946年任邓川县县长期间，李群杰依然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利用国民党县长的公开身份尽力开展革命工作、团结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筹备武装斗争、惩治贪官、为民谋利。1948年底，李群杰根据时局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返回昆明担任省教育厅秘书兼 《民意日报》主笔。此后，《民意日报》发表了许多进步的社论，产生了较大影响。他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利用关系营救“七一五”学生运动中被捕的进步学生，这些被捕学生最后全部获释。1949年，李群杰接受《朝报》的采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影射。这篇访谈见报后，很快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成为“九九整肃”时李群杰的主要“罪证”。

蒋介石为把云南变成最后的“反共基地”，一方面，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围剿”人民革命武装，镇压城市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控制、笼络地方实力派“稳住”云南，迫使卢汉在云南成立“剿匪指挥部”并实施“整肃”。1949年9月9日，“整肃”开始，国民党军、警、宪、特倾巢出动，大肆逮捕民主进步人士，查封进步报刊，被责令解散的省参议会就有14名议员被捕。李群杰于9月10日被捕，虽然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他机智勇敢地与狱友一起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让敌人一无所获，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最终，在党组织、人民团体、“边纵”的共同努力下，卢汉只好以“罪证不足，准予一律释放”，将被捕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李群杰在12月初出狱。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

12月12日，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卢汉宣布成立“云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此后，李群杰先后被任命为文教处副处长、处长，文教厅副厅长、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

这10多年间，李群杰遵照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广泛联系各方面人士，做了统战工作，也搜集了大量十分珍贵的情报，保护了党组织、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所以，有人称之为‘云南的潘汉年’”。

正如李群杰在《抗战初期我回云南后的工作情况》一文中的感叹：“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往事依稀，但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想起当年党组织的亲切教导、战友们的团结互助、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虽然时刻处在那紧张、艰苦、险恶的战斗环境，‘提着脑袋干革命’，心中却充满朝阳，充满战斗的友情。”

这就是纳西族第一个共产党员的传奇经历和磊落胸怀。李群杰对建立云南的党组织、建立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