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2026年03月27日第04版）
1950年8月至1951年6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受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关爱送到少数民族同胞中，赢得了边疆各民族的广泛赞誉，强化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意识，增进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创举。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一组档案，就生动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中央访问团的组建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以平等团结凝聚各族人民，通过共同斗争将民族解放融入革命历程，坚持在统一国家内实现民族平等权利，奠定了新型民族关系基础。1949年9月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为落实《共同纲领》中相关的民族政策，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派下去”和“请上来”的措施，其中“派下去”就是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调查。
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隔阂，这在多民族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影响着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与国家统一。1949年至1950年间，云南全境相继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面对的边疆民族状况，堪称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在云岭大地，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众多。20余个世居民族散居于高原、坝子与密林之中，各自处于迥异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再到封建领主制并存的多层次社会形态，在国内实属罕见。历代统治者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加之土司、山官等旧制度的影响，民族间存在明显的心理壁垒。同时，国外势力对漫长的国境线渗透活跃，巩固边防与强化国家认同迫在眉睫。正是基于对这一复杂局面的深刻洞察，中央政府决定首先派出访问团，开启一场以接触、沟通、关怀为先导的破冰之旅。
1950年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组建民族访问团，分别深入祖国西南、西北、中南及东北、内蒙古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刚刚解放，决定率先组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6月，西南民族访问团正式成立。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费孝通和夏康农，团员由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青年团中央等20余个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组成，共120余人，下设西康（1955年撤销，行政区域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云南、贵州三个分团，分别由刘格平、夏康农、费孝通担任团长。在《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工作方法和守则》中，明确规定其任务是代表中央向西南各兄弟民族进行宣传、慰问，以加强中央与各兄弟民族间之联系；对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民族关系，群众要求以及当前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形，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资料。访问团在各地的一切活动应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与各地政府的工作配合起来，取得协助，增加干部，扩大访问团组织。鉴于西南各民族情况复杂和觉悟水平不同，访问工作及其方法采取慎重和缓进的方针。
中共中央对访问工作极为重视。在北京时，组织全体团员集中学习一个多月。临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西南民族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条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笔题写条幅，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出发前，周恩来还专门召集访问团负责人到办公室开会，要求在访问工作中应掌握四条原则：一是“准备受冷淡”，二是“决心赔不是”，三是“一切听人家”，四是工作中万一和兄弟民族发生矛盾和误解，要“先做自我检讨”。7月2日，访问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南地区，到达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重庆后，全体团员聆听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的指示，听取了云南、西康、贵州省人民政府领导作的有关民族情况的报告。
送来党的温暖
1950年8月6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团长夏康农、副团长王连芳率领下到达昆明，受到云南省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昆明期间，适逢云南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访问团和出席会议的140余名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并参加了昆明回族组织的千人欢迎会。“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三迤大地。
为协助访问团完成好任务，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直各机关、大学、民主党派抽调干部参与工作，组成70多人的访问团。云南省委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就访问地区、方法，调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后勤保障等工作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和安排，确保访问团在云南期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950年8月29日，配备医疗队、文工队、展览组、放映队和摄影组的访问团从昆明出发前往预先定好的地区访问，首站便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路南县（今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圭山区访问，受到来自圭山区周边撒尼（彝族支系）、苗族、回族、汉族等群众的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带上干粮，不畏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聚集在长湖之畔，参加隆重的民族团结盛会。在欢迎访问团的大会上，各族群众敲锣打鼓、吹芦弹琴、唱歌跳舞，还与访问团互赠礼品，场面十分热烈。9月2日至6日，访问团又分组到宜政、蓑衣山、维则等7个村访问并开展社会调查。
从1950年8月6日到1951年6月11日，访问团历时10个月，先后到宜良、丽江、保山等9个专区，丽江、碧江、中甸等42个县进行访问，是中央派往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中历时最长、访问地区最广、人数最多、保存材料最为全面的一个团。每到一地，访问团通过召开民族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各民族群众大会和民族代表会议等，向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听取意见；深入村寨了解各民族的诉求，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访问团还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书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食盐、茶叶、针线等，同时也收到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民族文物等。
据《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半年工作初步总结》记载：访问团从1950年8月6日来昆至1951年1月31日止，往返行程18400公里，访问丽江、保山（二重点区）、宜良、大理、楚雄、武定6个专区、26个县；接触51个少数民族26万余人；召开群众大会51次，计26万余人；代表会或者座谈会29次6250人（农民代表占80%以上，上层人士全部参会）；干部会议44次，共4200人；作了20个村的典型调查；演出戏剧52次，观众14万余人（内含少数民族5万人）；放映电影56次，观众29万人；举办展览27次，观众达到23万余人；成立临时诊所为各族兄弟免费诊疗，医治病人5091人。
通过访问工作，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心坎上，使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深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是可以“说实话”的“自家人”，纷纷表示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感谢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决心“今后虽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也要跟着毛主席走”，极大地增进了各民族对党和政府的了解及信任，为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协助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1951年3月，访问团到达普洱专区访问。专区各县的兄弟民族听到访问团要来的消息后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赶往普洱参加盛会。访问团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少数民族应早日建立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结合在云南工作半年多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为了顺应普洱专区各族人民的意愿，与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成立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中央访问团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县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访问团举办了图片展览，进行了文艺会演，放映了《红旗漫卷西风》和反映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电影。经过反复讨论，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民族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体现。3月24日下午3时，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专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隆重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的誓词。在张冲和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在大会上，联合政府专员方仲伯，副专员召存信、罗正明、谢芳香以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云南历史上第一个专区级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在其示范带动下，其他地区的民主建政工作也相继展开。
普洱专区所属车里、佛海、南峤（今勐海县勐遮镇）3县于4月15日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访问团指导会议选出了由53名成员组成的车佛南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4月28日，访问团指导协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云南访问期间，访问团共配合各地专署召开了4次民族代表会议，建立了普洱和蒙自专区两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族都被看重了，各族都有家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就好像一个大拳头，有力量了”。各族人民从此有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巩固了民族团结，激发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的热情，掀起了缴清公粮、搜山捉匪、踊跃参军和抗美援朝等群众运动的高潮。
开展深入细致的民族调查
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结合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首次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系统了解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地方病、流行病等情况。在访问中，访问团接触了51个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进行了20多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70余份近百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专题有涉及民族调查的《路南县圭山区尾则村初步调查报告》《佛海县调查报告》《蒙自区民族简况》等，有涉及民族经济的《普洱区的紫梗樟脑与茶叶的报告》，有涉及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云南省民族杂居地区租田情况和实行减租反霸的初步研究》等。
调研对了解和掌握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复杂情况，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及少数民族的愿望要求，为中共中央及云南省委深入了解云南各民族情况，根据实际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为加快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1951年6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9日下午，欢送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返京大会在昆明胜利堂隆重召开。云南各界对访问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盛赞访问团的同志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不辞辛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业绩。6月10日上午10时，昆明市2万余名各族市民沿五华山下的马市口、正义路、南屏街、金碧路列队依依不舍欢送访问团。《云南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访问团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
到边疆民族地区开展访问活动，面对面解决民族团结问题，开创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先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访问团行程2万多公里，深入9个专区42个县，把党中央的关怀带到边疆，被各族群众亲切地称为“北京来的亲人”，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边防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针对当地缺盐等困难提供援助，赠送礼品、免费治病救人等，用实际行动消除历史隔阂，与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奠定了党在边疆的群众基础。访问工作促成了云南历史上首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诞生，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探索了宝贵经验。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物等方面的调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开展后续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访问团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凝聚成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红色基因，至今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来源/学习时报
责编/和润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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