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为让广大党员更好的学习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市委史志办开设“丽江党史故事”专栏，定期刊载丽江党史小故事，敬请关注。

抗战时期的宁蒗瘟疫记

1940年以后，日本侵占了越南、缅甸，封锁了中国的东南国际交通，中国国民政府大西南后方的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被切断，日寇企图从缅甸入滇占领昆明。1942年2月，中国组建10万远征军入缅作战。远征军虽然顽强阻击，但未能挡住日寇的进犯，远征军被迫进入缅北野人山的原始密林，分别撤往印度和滇西北。1942年5月，云南龙陵、腾冲失守。但不屈不挠的中国军民依据怒江天险，将日寇阻挡在怒江西岸。灭绝人性的日寇便使用生化武器，施放细菌和毒气，造成瘟疫大流行。据《云南行政纪实》记载：1940年，“日寇在新加坡、缅甸等地施放细菌病毒，这是侵犯东南亚的残酷行为，从大理、宾川到永胜途中到处见人死亡，达数千人。”《丽江地区志》中卷载：“据《云南行政纪实》和《续云南通志长篇》记载，1940年，霍乱从保山、大理、宾川、剑川、鹤庆分别传入丽江、永胜、华坪、宁蒗四县，此次霍乱发病断断续续到1946年，长达6年之久，给人民生命及生产生活带来很大损失。”

在《宁蒗彝族自治县志》大事记中也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翠玉等地发生伤寒大流行，死亡者甚多”。《宁蒗彝族自治县卫生志》大事记载：“1942年，翠依地区发生伤寒（霍乱）大流行，死亡人数甚多，牛克席自然村仅有5名幸存者”、“是年（1942年），山区疫病流行，由于缺医少药，迷信猖獗”。此外，原国民党宁蒗设治局委员会委员、宁蒗县政协原退休干部邰建业回忆：“1943年4月我因事去到永宁，住在喇嘛寺堪布阿少符家里，时值赵银棠女士随‘边胞服务站’来到了永宁，他们同时住在喇嘛寺，我有机会耳闻目睹了‘边胞服务站’的具体工作：一、宣传抗日，带来一些图片画报等材料展览演说。二、施送医药，打防疫针，因不久前霍乱流行，传染很快。三、鼓励边疆各族人民学文化……”（《宁蒗文史资料·回顾赵银棠女士永宁之行》）。根据史志资料的记载，1940年至1942年间，宁蒗曾发生严重的瘟疫，有伤寒，也有霍乱。发生的瘟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云南全省爆发的瘟疫的一部分，它源于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及我国境内多次使用的生化武器，是日寇无视国际公约，惨无人道地投放了霍乱、伤寒等病毒造成的。

部分健在的亲历者回忆了当年瘟疫的情况。

今大兴镇安乐社区清泉村的八旬老人肖唐氏回忆，1942年她12岁，她在的村子是大兴镇唐家湾子，村里韦还年的弟弟叫小春，是哑巴，染病后死去，死时才20岁。死后人们害怕传染，他家人用牛车将尸首拉到山上埋葬。当年瘟病流行，死的人多，肖唐氏的父母害怕染病，为了躲避温疫，将12岁的肖唐氏嫁到新营盘乡给肖家做了童养媳。然而新营盘也被瘟疫侵袭，肖唐氏嫁到肖家后在新营盘看到许多人染病而亡。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汪的女人照顾着五六个染病的人，染病的人都睡在一个屋子里，姓汪的妇女一会看看这个，一会摸摸那个，连连叹气，最后，这五六个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原籍宁蒗县新营盘乡牛窝子村的普米族老人马红升出生于1937年，1942年疫病流行时，他5岁。据他讲述，村里的人都称疫病为“汉瘟病”，即是从汉族居住的地区传来的瘟病，传染快，死亡率高。新营盘的梁子村、关关村、老头村、白羊村、伙头村分别属于胡姓、马姓、杨姓、熊姓、郭姓组成的村庄，每个村平均大约为15户人家。疫病过后，每村都只剩八九户人家了，有的人家绝了户，留下的绝业（田、地、房产等）按旧时“有族归族、无族归庙”的规矩，本可以家族收用，由于害怕疫病传染，家族不敢收要，最后归于寺庙。据我实地调查得知，当时新营盘中村有9户熊姓人家，疫病中绝了2户；毛菇坪村共12户熊姓人家，绝了3户；吕三屋基和雷三屋基以及金家村是3个汉族村庄，也死了许多人，每个村只剩一二户人家，最后搬迁到现在的大兴镇挖开。此外，以上村子留存的每户人家平均有1～2人死亡，有的人家最后只剩1人。马红升老人出生的新营盘乡牛窝子村，为了躲避瘟疫，曾全村迁移到蒗渠的堰口坝（今大兴镇新民村），瘟疫过后才迁回原处。

出生于1933年，原籍宁蒗县大兴镇红旗乡的漆永树老人讲述，1942年，瘟病发生时，村里死的人多，没有人敢去掩埋，当时有一个叫袁洪发的男子，身强力壮，胆子也比较大，专门为人掩埋尸体，死者亲属以斗米酬谢，袁洪发家中为此装满了米。然而袁洪发本人也因此染上疫病死去，因他无家室，成为绝业。

出生于1942年，原籍宁蒗县新营盘乡毛菇坪的彝族老人陈勤学讲述，那一年凉山彝区的瘟疫很可怕，好像是霍乱，染病的人上吐下泄，一旦染上，就是等死。由于死的人多，又传染，人们就把病死的人堆在一处，像烧山地一样一起烧化。彝族话称当时的疫病叫“么尔所科”，意思是风吹来的病，风吹到哪里，就传到哪里。后来还在彝族老人中形成一种忌讳，即不能说“么尔所科”这个名字，认为一说就会传染上这种病。足见当时的瘟疫很可怕，很凶猛。

出生于1936年的宁蒗县翠玉乡傈僳族老人朱学茂回忆，1942年，翠玉的疫病最为严重，疫病过后牛克席只剩几个人。他的姑爹就死于这场瘟病，由于害怕传染，没人帮忙，是朱学茂的表哥独自一人将死者背到山上埋葬。他说，瘟疫来了，为了控制疫病流行，派人在各村子路口设立哨卡，禁止人口流动，不准人们互相往来。

许多老人都说，1942年发生的霍乱、伤寒等瘟疫太可怕了，天天听到死人，有的人家一天就死1～2人，死的人多了，只能挖个大坑，堆在一处掩埋；部分没有人掩埋的死者，暴尸荒野，被野兽撕食，空气中弥漫着腐尸的味道。到处都人心惶惶，人们害怕传染，不敢出门，许多人躲入深山老林，正如“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所描写的那样，田地无人耕种，村庄荒废，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在亲历者的口述中，1942年的瘟疫极其恐怖，死亡者众多，至今谈及仍心有余悸。

不仅如此，疫病还对宁蒗的影响达数十年。直至建国后多年，宁蒗都曾间隔性地发生过伤寒。1987年，翠玉、红桥、永宁、大兴镇、新营盘、跑马坪等区的14个乡37个村伤寒大流行。其中，翠玉、红桥、拉伯等3个乡属爆发性流行，其他乡村属散发性病例。省、地、县投入防治专款20万元，县委、政府组织医疗队奔赴现场救治，2个月后才扑灭。累计发病1021例，死亡1例。2004年，伤寒发病7人，2005年，伤寒发病3人，2006年，伤寒发病8人，2007年，伤寒发病2人，2008年，伤寒发病9人，2009年，伤寒发病1人，2010年，伤寒发病2人。

日寇在我国境内使用的生化武器，对远离日寇占领区的边远山区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可见对日寇占领区的伤害和影响是多么巨大和深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伤痛。只有不忘历史，才能激发出奋发图强的昂扬精神，为把祖国建成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来源/史志丽江

编辑/和润黄

责编/李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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