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学者与敦煌学

木基元（昆明市）

《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曾几何时，我们有过“敦煌在国内，学科在国外”的尴尬。

敦煌石窟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366年，乐僔和尚带着两位弟子于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7万余件。腐朽的清政府没能发现藏经洞的价值，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英、法、日、美、俄等国的探险家肆意盗窃、掠夺，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袁嘉谷（1872年—1937年），红河人，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袁嘉谷在云南大学执教十余年，是著名爱国人士。宣统元年（1909年），袁嘉谷出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是年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大量敦煌文书从河内运到法国，又从中选取数卷，连同唐代宋初以前的种种图籍带到北京装裱，回国前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袁嘉谷得悉此事后，携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往探望。袁嘉谷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古籍，其书写、卷装均乃古制，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这批敦煌遗书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则成为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经过近百年的搜集和调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已增至16000余件，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为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云岭大地。

姜亮夫（1902年—1995年），昭通人，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音韵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后拜章太炎为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28年起在多个大学执教。1935年，姜亮夫自费留学法国，到巴黎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姜亮夫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数千卷敦煌文物和经卷后，感到“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毅然决定放弃其他研究计划，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1937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曾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姜亮夫一生潜心治学，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领域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共有27部专著、数百篇论文计1250万字传世。姜亮夫的敦煌学研究视域相当宽泛，有《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等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共有250多万字存世。《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2003年，24卷本《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6卷汇集了姜亮夫的敦煌研究成果。

 赵声良（1964年—），昭通人，敦煌研究院第五任院长。还在大学三年级时，赵声良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篇报道，称研究院现在正处人才青黄不接时期，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便萌生了献身敦煌研究的初心。1984年7月，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只身来到莫高窟。1996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了12年编辑的赵声良赴日本进修，先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其后在成城大学攻读美术史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博士毕业后回到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已成为当今敦煌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主持完成了《敦煌北朝石窟美术史研究》《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10余种专著，合作完成著作20余部，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被授予甘肃省“领军人才”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