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您是那座高山
——写给去世25年的父亲（一）
张赛东 文⁄图
谨以此文献给我至爱的父亲，以及不知疲倦地辛劳一生，丝尽化茧蜡成灰、杜鹃啼血唤不归的无数普通而伟大的父亲。为什么我每每想起或梦见父亲，眼泪总会不自觉地涌出来？因为我想父亲想得太苦、我爱父亲爱得太深。1999年1月5日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惨痛的日子。一向身强体健、前一天傍晚还从高山深处背柴回家的父亲，在吃早饭时突发脑溢血倒在老家厨房的后门外。等上山拉松毛回来的母亲看到时，父亲已卧在结冰的水沟边不省人事。等在丽江市区上班的我及两个妹妹赶到老家，只见被亲友抱到床上的父亲不断喘着粗气，半睁的双眼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在他的耳畔一声声呼唤“阿爸”，他的眼珠略微动了动，眼角有泪水渗出。赶来急救的县医院院长和泽源说：“基本判断是脑溢血，恐怕无力回天了。”下午3点半左右，随着父亲的脉搏逐渐停止跳动，勤劳一生的父亲闭上了双眼，无论我们怎样呼喊都不答应。父亲再也不会应答了，“阿爸”这一世上最亲切的呼唤，以后我再也没有地方用上了。父亲要永远歇息了。晴天霹雳过后，泪飞倾盆而下。青山望断，亲恩难断；江水流干，眼泪难干。有了病痛从不休息，吃点药继续上山烧炭砍柴、下地管理庄稼的父亲就这样走了。60岁时还可以爬上大树、如猿猴般腾挪在树枝间，还自信满满地说70岁也要爬树、至少活到90岁也没问题的父亲就这样走了。独梅立寒窗，开在百花前。历经严冬霜，春来竟凋残。信念坚定、内心刚毅、一生辛劳的父亲，用一辈子的执念和脚步，一刻不歇地攀爬那座高山，任凭风雨交加、坡陡路滑、山高林密，迎着星月不舍昼夜，却在霞光微红、山顶在望时猝然倒下。青山肃立，流水呜咽；松柏不语，杜鹃哀啼。静默的青山啊，正细数着、抚摸着他的脚步；门前呜咽的流水，从没发出过这么多悲伤的声音；昼伏夜出的猫头鹰，再也不会看见夜色里那个熟悉的身影。父亲，25年来我常常默念着您。您从不应答我的无数次呼喊，却无数次来到我的梦里。
孔壁落。后方中间为鸡心山。
父亲在世63年，他的一生可能算不上鸿文巨著，但于我而言，他是一部隽永深刻、耐人寻味、百读不厌的书。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作为长子，我与父亲在生产生活中走得最近，一起经历的生活艰辛、一起体悟过的酸楚和幸福，印记深刻，许多情景历历在目。在家排行老三的父亲，学名张言昌，小名文彩，生于1936年。他在家乡石鼓上完高小（完小）后，边在家劳动边复习课程，曾多次参加中学入学考试，但都因家庭成分问题未能如愿。直到1956年才与我的四叔一起考入丽江财经短训班，3个月便结业，分配到原丽江地区铁工厂（丽江机床厂的前身）任会计、总会计半年多。用父亲的话说，他的业务能力精熟，可以同时用双手打算盘。在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因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新中国成立前，勤劳能干的爷爷、奶奶在家里开了个小食坊，为从鹤庆、丽江、剑川来到石鼓，以及继续赶往迪庆州的过客提供稀饭、凉粉、豆腐等食物。红六军团曾在我家用餐，军团首长还送了一匹白马给我的奶奶。此外，爷爷、奶奶还收养过一个流浪的孩子），而父亲那同母异父的大哥已自立门户，二哥于1950年加入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后复员（1958年）归来，被分配到偏远山区当教师，四弟也在丽江国营专卖分公司从事财务工作。面对这些情况，父亲心中特别牵挂还在老家的父母。他想，父母辛辛苦苦供养了4个儿子成人，如今却一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还要面对所有的风浪、困难；家里的房子被没收（爷爷、奶奶在1946年用所有积蓄修建的新院子被没收后分给了贫下中农）后又陷入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境地。当时，丽江地区铁工厂里大鸣大放、纠斗“右派”、批斗“地富反坏”又呈抬头之势。因此，父亲便向厂里提交辞职申请，回石鼓奉养双亲。父亲与随后被下放回家的我的四叔在家劳动一段时间后，在有考师范学校的机会时，父亲鼓励我的四叔：“家里有我，你去考吧。”（四叔于1957年9月考入丽江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到永胜县当乡村教师至退休）而父亲开始了他上山下田、以钻山沟为主的含辛茹苦、艰难创业的人生历程，以他特别坚强的信念和刚健的身躯、异乎寻常的执着与智慧，书写了特殊年代里一个中国农民的传奇。记忆里，父亲身高约1.76米，极精瘦。但在他看似瘦弱的身躯里，始终蕴藏着比常人能受累、耐力好的巨大能量。回到老家后的20多年间，父亲除了农忙时节下田种地外，几乎一直是生产队里的副业能手和骨干。他曾参与过修建丽永公路，曾到大队滑石厂做工，烧瓦、烧石灰、打石头样样在行，也曾带领副业队到离家6公里多的大湾桥、10多公里外的仁和采伐林木。父亲曾跟我讲过在仁和采伐林木的故事：当时，他带领着六七个同村人到工地报到时，公社干部吃惊地看着他们说：“你们望城坡是不是没有劳动力？怎么会派来这么又瘦又小、大风都吹得倒的几个人。到底是你们砍树，还是树砍你们？”父亲对他笑笑说：“同志，人不可貌相，你尽管分配任务得了。”公社干部笑了笑，指着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头说：“砍伐这座山上的松树就是你们的任务。记住，原木、椽子要分开，齐头要规范。初定20天要砍完，如果砍不完可延长时间。”父亲和乡友用了10多天便完成任务。那位公社干部来验收时，看着光秃秃的山头和堆码整齐的一堆堆木料，吃惊地说：“想不到，了不得。真像一群孙猴子。”父亲还跟我说过，当年西壁土纸厂那座水磨房下面宽1米、长10多米的冲水槽，是他利用在打落箐当副业队队员时的一个休息天独自做成的：天刚亮不久，他已把有一围多粗的栎树放倒，砍削好两面后，一个人用撬杠从半山推到公路边，中午即掏成槽型，用手推车运到土纸厂，到手12元钱，一天赚了别人一个星期才赚得到的钱。钻山林、住工棚、风餐露宿、披星赶月，极大地磨练了青年父亲的意志及体力，更为生产队赢得了收入和声誉。
扛着柴火的父亲。1995年摄。
20世纪70年代初，生产队为解决集体的收入问题，决定在离村子较远的鸡心山集体林里烧炭，父亲争着报名上山。从那时起，近30年的时光中，父亲在家、山、石鼓街之间来回奔波，用他坚实有力、从不懈怠的步伐，在艰苦、单调、执着、希望中丈量生活，谱写了一曲感人的烧（卖）炭翁的命运交响曲。粗略统计，父亲一生走过的山路超过20万公里（其中，半数是背着百多斤的炭、柴或扛着木料等），足可以绕地球几圈。父亲近30年的烧（卖）炭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1982年，主要为生产队的副业增收入、挣工分；第二阶段自1982年底至去世，主要是挣钱供子女读书。生产队时期，烧炭是个既特别辛苦又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计。说到辛苦，“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只说了一些表象。从挖炭窑、砍炭柴、装窑、烧窑、封窑、出窑、背炭、卖炭，每一个环节都不知要流多少汗水、花多少心血。生产队时期，先后有陈表叔（近3年）、阿景云表叔（3年多）、阿原表爷爷（4年多）上山与我父亲做搭档。从我记事起，梦乡中的我常迷迷糊糊听到父亲大声应答着从村西面（我家住在村东，中间隔着300多米梯田与村西相望）传来的搭档相约去山上的吆喝声。后来，我家里买了一个闹钟，早上6点15分准时响起，父亲立即起床上山。小学3年级时，我第一次随父亲上山，走过半公里多的田间小道，又走过一公里的公路，再顺着两山夹峙的“孔壁落”山沟里崎岖弯曲的小路一直往高处爬坡一个多小时，才艰难地走到山深林密的鸡心山上的炭窑旁。年幼的我喘着大气问父亲路程怎么这么远，父亲笑答：“近处的柴要留给村里的人砍。而这里，村里的人到不了，树子密、栎木多，砍过的树发芽也快，不用七八年就又成林了。你第一次来，肯定会觉得又远又累，走几次就会习惯的。我和你的表叔们走到这儿才算热身，汗都还没出。你休息一会儿，找点猪食等着吧。”说完就消失在密林里，只听见斧头砍柴的声音响彻山谷。此后的周末、假期，随着与父亲上山的次数增多，我对烧炭人的辛苦有了更多的体悟。不管太阳多辣、雨下得多大，他们也得砍柴、背炭下山。记得陈表叔的个子很瘦小，他的斧头却很大、很宽，砍柴时传出的声音在上午特别响亮。休息时，他那粗糙有力的手指头可以直接拿烧红的火炭放在烟斗上点烟；背炭下山时，百来斤木炭压在本就瘦小的身躯上，他像穿山甲一样缩成一团，鼻尖上常挂着一大滴汗珠。与我父亲搭档了近3年的一天，他在炭窑边与我父亲不舍地告别：“老表，与您在一起干活心里很痛快，但烧炭这个活太辛苦了，我实在有些干不动了，我已跟队长说了，到下面干几年农活。以后有机会又上山与你做伴。”陈表叔下山后，接替他的人是阿景云表叔。他比父亲小10来岁，是个体格异常健壮的大力士，干活动作利索，背炭时每次总比我父亲要多二三十斤，下山时脚步很快，我们只能远远看到他的背影。又过了3年，比我父亲小10多岁的阿原表姥爷（他辈分比我父亲还高一辈）又上山接替阿景云表叔与我父亲搭档。阿原表爷爷中等个头、性情温和、说话面带笑容、身板硬朗。他与我父亲搭档了4年多，吃午饭时总是有说有笑，交换着各自带去的菜。那些为了上山烧炭带的午饭，虽然很简单，但我们吃起来格外香。有时，他还会绘声绘色地为我讲一些笑话或民间故事，让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大开眼界。我曾问过父亲：“烧炭这么辛苦，您为何不放弃？”父亲对我娓娓道来：“你知道我为何要来烧炭？一为吃饱饭，二为家庭发展。烧炭虽辛苦，但挣的工分多，工分多了才能分到粮食。现在，有的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借粮都没有借的地方，而我一个人差不多能挣两个人的工分，任务完成了，还可以背点碎炭回家用于取暖，开销钱紧张时卖点碎炭还可以补贴家用及你们的学费。另外，在山上烧炭清净、单纯，像我这样的地主子女，如果在村里劳动的话，因为个性强，对好多人干的活、做的事看不上或看不惯，肯定要说道说道。言多必失，一不小心又要挨批斗，有时还莫名其妙地要去陪斗。我现在干最苦的活、挣最多的工分，为集体提供财源，除非哪个人发疯了才会来找我的麻烦，而极个别想找我麻烦的人又找不到我。于公于私，这个苦值得吃。苦算什么？人从来不会苦死，只会被气死。”是啊，如今回想，我们一家7口人，奶奶70多岁时因挑水跌倒伤到左臂致残，我和3个弟妹在那个特殊年代虽然不敢奢望吃好穿暖，但凭着父母亲付出比别人多的辛劳（母亲的身体虽然不算强壮，挣起工分来却在妇女中常常名列前茅），我家从没断过粮、闹过饥荒，上小学、中学时我们从没有交不起学费。每到过年，几个弟妹还总能穿上新衣服，引来村里不少小伙伴羡慕的目光。同时，家庭住房条件等也在逐步改善。（2）“包产到户”直至去世，卖炭翁夫妇供出4个大学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粮为纲”，从“包产到户”到“地富摘帽”，改革春风阵阵激荡。我的父亲及乡邻们像亿万中国农民一样，以巨大的热情拥抱社会变革，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开放，在偏僻的小山村书写了平凡而精彩的人生篇章。当时，我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奶奶年近80岁，我刚考上大学，妹妹、弟弟分别在上初中，小妹在上小学。父母亲商量后，确定了母亲在家种好责任田为主、父亲仍然上山烧炭挣钱。在此前那个发展缓慢、物资匮乏、不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除了母亲起早贪黑编织一些生活用品，逢街天去石鼓街上赚点日常开销钱外，没有其他找钱门道。当时，烧炭是虽然异常辛苦却找钱最快的一门活计。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又踏上了那条他在风霜雨雪中不知走过多少次的山路。除了农忙时节需下山协助母亲外，直至去世前一天，他一直用脚步丈量着这条从家里通向鸡心山的崎岖山路，这条在他心里充满美好愿景的山路。年近50岁的父亲，像返老还童般，瘦弱的身躯里似乎有钢筋铁骨，源源不断地爆发出巨大能量：迎着星光、踏着月色，顶着骄阳、风雨无阻，有时一天要背3次炭到家（从家里上山背一次炭来回要3个多小时）。有时，上午还在石鼓街上卖炭，天黑时分他又从山上背着一背炭回到家。暑假、寒假里，父亲就抓得特别紧，往往窑里的炭还未充分冷却就抢时间出窑。有好多次，我钻进又烫又闷的窑子里，只受得了20多分钟，但他一钻进去就待个把小时才出来透透气。每当1000多斤的一窑炭出窑，几个弟妹和母亲一起将炭背回家，再背到两公里外的石鼓街上去卖。接过买炭人尚有余温的钱，我们的学费、路费有了着落，家里又可以搞点基建或添些物件了。这时候，父亲就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愉悦：与他一起走在上山的路上，总是有说有笑地讲些故事、说点笑话给我听。村里不少乡邻都说，这个阿彩（父亲的小名）怕是吃到仙药了，人那么瘦、脚那么硬，天生不知疲劳，从来不见他病了躺下，连过年都舍不得休息，而且，越苦干越硬朗、越苦干越精神。
父母亲合影。1994年摄。
有一次假期快结束要返回昆明上学，我在路上劝父亲：“阿爸，您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要是在山上觉得累了，可以打个盹、睡个觉调节一下。毕竟您快50岁了，一个人在山上干这么重的活，我在外有些放心不下。”父亲轻松地笑着说：“阿东，作为长子，你跟我上山这么多年，还看不出我已经把烧炭作为一门人生艺术？我正在享受吃苦背后带来的巨大乐趣。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烧好炭是一门艺术。这么多年，我对这座山、这几片树林已烂熟于心，知道如何砍伐、如何换场、哪些要砍空、哪些要留、几年可以复砍、窑子怎么挖，还有，钻山窑、马蹄窑、锅盖窑等哪种更好，装窑时粗细木柴如何搭配，怎么掌握烧火、拉烟、封窑火候才能烧出一窑好炭，如何打扫窑子，里面的炭脚才会更少、炭才好烧。其次，靠诚信找钱是艺术。整个石鼓街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我的炭好，所以，不论是你妈妈还是你们兄妹去卖炭时，都是单位或有人家订好了，背去就卖了。你告诉人家多少钱一斤，他们就会按斤付钱钱，从不会怀疑、从不会讲价。这是多年的诚信换来的口碑，说明人家对我这个卖炭翁是理解的、尊敬的，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其三，烧炭是既吃苦又享受的艺术。说起烧炭的苦，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集体吃大锅饭时，的确感觉烧炭很苦，但为挣了工分，为了不饿肚子，为了你们4个兄弟姊妹长大成人，我忍气吞声、低头做人，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如今不同了，感谢“包产到户”让我们得到温饱、“地富摘帽”让我们找回尊严，特别是恢复高考改变了你及全家的命运。你能考上村里乃至石鼓片区的第一个应届本科生，我脸上有光、心存底气，身上更有使不完的劲。如果你的二妹、弟弟也能考上大学，那我和你妈这辈子值了。我现在简直就是在享受烧炭带来的人生乐趣，越是苦干越有精神、越是苦干越有盼头。真是‘蜜蜂采花，苦中有甜’啊。”1986年7月，我大学毕业的同时，二妹考上了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弟弟考上了西南民院历史系，父母亲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当时有昆明来的记者专程到我家采访，并写了一则《卖炭翁夫妇供出3个大学生》的新闻。当时，小妹尚在上小学，后来（1993年9月），她考上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法律系，父母亲及我家在石鼓乃至金沙江边有了一定名气。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假期里随父亲上山烧炭、背炭的时间仍然较多。有一次，我劝父亲：“我和阿凤都拿工资了，只有阿文、阿珍需供读，您一定要减点干活的量，掌握着做。”父亲说：“你和阿凤要成家，阿文还得供他两年，阿珍以后上高中也要用钱，我的体力好得很，还能干好几年。”我当了6年多教师后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后，就几乎没有时间随父亲上山烧炭了。小妹到昆明上大学后，我在春节回家时对父亲说：“我们3个大的会供小妹读书。我觉得您不用上山了，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既要种庄稼又要养猪、做家务，也很辛苦。过几年您就60岁了，我也不放心您一个人上山。”父亲只是淡淡一笑：“论干活，好多30多岁的人还不是我的对手呢。我的任务还未完成，我在山上会边做边闲、慢慢干，阿珍毕业了我会考虑你说的话。”1998年底，国家实行禁伐天然林，此时，在四川省委办工作的弟弟的孩子快半岁，父亲说：“这次，我的任务将完成了。过年后我该去成都领孙子了，还真有点舍不得爬了30年的这座山和这条路。”当父亲背完最后一背炭、将炭窑毁掉，打算第二天去背一背干柴，并把斧头等工具收拾回家时，他却倒下后再也起不来了。
父亲回乡务农后，找副业的时间居多，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多，既辛苦又单调，休息时就抽烟解闷。因找副业手头时常有点零花钱，父亲抽的烟档次不低。他爱抽“红双环”“三七”“春城”“大前门”，“金沙江”算是最低档的，因为烟瘾不大，偶尔他也用烟斗抽自己种的草烟。在我上小学后，父亲突然戒烟，连烟斗也丢进灶里烧掉了。我问他怎么说戒烟就戒烟，他答：“抽烟无聊得很。再说，你们读书都要用钱。”自此，父亲彻底戒烟。他常说：“我烧炭时烟熏火燎都没事，就怕香烟味，一闻到就头晕。”他还告诫我不要染上烟瘾。说句题外话，小时候的我也顽皮，曾与同学偷偷抽过“金沙江”“红缨”“等外烟”，有时还抽瓜杆烟。小学4年级的一天下午，我偷偷用父亲当年剩下的老草烟卷了一支烟，躲到家附近的玉米地里抽，抽完后头晕异常，回到家倒头就睡。父亲以为我生病了，摸着我的额头问发烧没有。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头还在隐隐作痛。此后，我就再也不抽烟。生产队时期，我家吃饭的人多，还因为地主成分，有几年被扣减工分（以需出义务工的名义）。因此，年底分红时，除去基本口粮款外，常常所得无几。印象中，早些年我们家多为黑户，年底分红款为负数，后来找副业的工分多了开始好转，由几十元增到一两百元，最多的一年超过400元。那些年正在“一大二公”“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头上，找钱的门道几乎被堵死。有一次，奶奶生病急需用钱，父亲写了借两元钱的借条，从村东边跑到村西，好不容易找到生产队队长签批，又经会计审核，到出纳处却被告知没钱，得等几天。跑了半天多却拿不到救急的钱，父亲就生气地说：“如果政策放开一寸，我阿彩也不会落到这一步。”这话后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但因我们与队长有一点亲戚关系，平时队长也敬重我父亲，便未将此话上纲上线，只是私底下把父亲喊去教育一番。为解决开销钱及学费，我与父亲曾背碎炭卖给公社、大队机关，拿着钱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你知道我为啥要背炭给他们？因为我卖点碎炭，有个别人眼红、有意见，但你想，连公社、大队的领导都敢买，说明这个事没问题。再说，他们冬天也需要烤火取暖。”有一次，我与父亲在黄昏后才用手推车拉着父亲利用烧炭的间隙锯解的小方料、板子卖给了工商所。几天后，大队书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去背炭的父亲，就严肃地问道：“阿彩，有人反映你乱砍滥伐，还倒卖木材，我正要派人来调查一下呢。”父亲赶紧小心地说：“刘书记，你最了解我了，我哪里敢瞎干呀？这些木材，有的是你们村拉木头的人漏滚下来的（父亲炭窑以上山林是箐口村集体林，林木茂密丰富），有的是村里人批了木材指标砍伐后的梢头，有的是被风吹倒的树木。我看着怪可惜的，就抽空捡了扛回来，想为孩子找点学费。这个事，阿原表叔可以为我作证的。”同行的阿原爷爷用坚决的语气说：“刘书记，阿彩哥说的千真万确，我这个贫下中农可以拍胸脯担保。板子还是我与他一起拉锯子锯好的呢。”听了这话，刘书记告诫：“我知道了。但要记住，活树不能砍，没有批指标的树不能砍，批了指标后多砍也不行！”父亲赔笑应答着。此后，我仍多次与父亲用手推车拉着干柴、小方料、椽子等卖到财政所、学校、食品厂等。后来，我在大学假期上山背炭的路上遇到刘书记，他还高兴地用浓浓的川音对我父亲说：“阿彩，你的儿子能干，既为家庭争了气，也为石鼓争了光。上大学了还能随你上山，不错。好好读书，将来肯定会有出息。”我和父亲一再感谢他当年的关照。 【法律声明】除非本单位（丽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动推送或发表至第三方网站或平台，任何第三方网站或平台不得转载丽江融媒App及LIJIANG.CN和LIJIANGTV.COM主域名及子域名下之任何内容，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