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吟龙奔东海
时代学者著华章
——谈谈余嘉华先生的
滇文化研究成就（下）
何 侃（昆明市）
其他方面的研究亦建树颇多
1.云南古籍史料的收集、古滇历史文化著作的筛选、整理，均填补了云南历代文化作品上的空白。1986年到2002年，余先生与杨开达共同补充编辑、点评的《担当诗文全集》，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担当全部诗、文、联，是300年来第一部完整的担当文集。1997年到2001年，他和乡友共同收集资料并辑校、出版了《李群杰文集》。同期参加《永昌府文征·诗征》点校，负责完成诗征第一册1卷至6卷。2005年，他与张培明合作校注清代白族诗人李于阳的诗歌，收入《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李于阳卷》。他主编的《范义田文集》在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富有创新精神和学术价值的著作。2007年，他主编、出版的《钱南园诗文集校注》是钱南园诗文的第一个注释本，亦是迄今为止收录钱南园诗文及有关资料最为齐全的本子。2010年，他点校的方树梅《笔记二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就最大者，是由他历时近20年参与策划并主编的《云南历代文选》（含诗词、散文、碑刻、游记、辞赋、传记、文论7卷）在2014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云南历代文选读本，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精选出的汉代到清末云南各种文体的精品力作，选择标准是思想深刻，语言优美、主题重大、意义非凡。《云南历代文选》是云南历史上首部系统选编、注释的云南古代文学作品选集，填补了云南历史上没有文选的空白。2005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云南文史研究馆组织的《云南丛书》抢救整理工作；2012年，他和张文勋教授承接《云南丛书》，编纂《云南丛书续编》。作为四人小组成员之一，他参与了省内外调研、前期选书工作，后来负责语言文学艺术及教育部分，尽职尽责地做出了贡献。目前已编成150册，202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两套书为云南文化的重要基础工程，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2.对纳西学的研究虽涉足不多，但亦进行了纳西族历史文化、文学、地域文化等结合现实状况的研究，皆可谓自成一家之言。201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余嘉华纳西学论集》，收录了他数十年的纳西文化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纳西族古代文化、文人文学的深层探索，亦不乏评析现代、当代纳西族作家、艺术家的篇章。例如，《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著作》《雪山文脉传千古——兼谈土司文化的评价》《纳西族画家周霖》《雪山高志、玉水清音——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及其作品》《诗笔写边疆——读纳西族作家杨世光的散文》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纳西学的内容。余先生对纳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我以为集中体现在《史料的核实辨析与正确使用——〈迪庆藏族社会史〉中的一个问题》之中。针对“在研究木氏土司的过程中，辗转抄引资料而不去核实，以致以讹传讹者不少，歪曲原意为己所用者，也大有人在”的情况，余先生在该专论中逐条提出某知名教授的专著《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关于滇西北历史、木氏土司、木土司与朝廷关系部分对史料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或武断臆想、歪曲历史的谬误，认真梳理历朝历代方方面面的相关史料，联系历史进行客观分析，通过实事求是的辨析阐释纠正了许多明显错误，还历史真实面目。专论明确指出，“在《迪庆藏族社会史》一书中，对有关木氏土司的史料应用是不够严谨的，缺乏一位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他对史料的曲解甚为典型。建立学术大厦的‘砖瓦’如此伪劣，那这样的‘学术’大厦岂能稳固？”
虎跳峡风光。
3.对云南现代史的研究，余先生亦有贡献，尤以闻一多研究、“一二·一”学生运动研究为代表。本着“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是地方民族文化建设的两项重要工作。资料是基础，研究是发掘其价值、阐明其地位，二者相辅相成”的认识，余先生做了许多工作，其中，《闻一多在昆明的故事》在1980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整理闻一多先生在昆明的30多个生活片段，以展示诗人、学者、战士闻一多的思想风采和精神风貌。1978年到1981年，参加《“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1集—5集）、《“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下）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后者由云南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另外，他还撰写了《“一二·一”运动概况》一书。4.促进云南旅游文化建设，努力做到创新创意和务实有用并举。余先生主编的《云南风物志》首开大散文书写范式。《云南风物志》是《中国风物志》丛书的一种。它以风景名胜山川风物为主线，兼及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条目的选择及写作，尽量突出地方民族特色，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光辉。它以清新之笔叙滇云湖山之胜、写风土人情之美，既是具有文献性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新型地方志，又是旅者游滇知滇的良师益友。以散文笔调写独特之新志书，别开生面，堪为样本。《云南风物志》在近30多年间重印9次，发行73000册，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实为少见。
1998年到1999年，他参与《云南先贤碑廊》策划并主撰碑文和序，立碑80方，上为先贤像，下为碑主传。1999年到2002年，参加《昆明园林志》编写，负责编写“概况”及选编园林艺文，约30万字。其中，园林艺文部分共收入诗、联、碑刻、游记、文章千余件，系统、全面地展示了昆明园林的文化内涵。《昆明园林志》在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余先生对云南文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本文仅择其要而概述之，还有诸多内容有待进一步学习研究。时代学者著华章
余嘉华先生是地道的“时代学者”。一方面，他这个贫苦农家的子弟碰上了建立新中国的好时代，时代成全、培育、造就了他；另一方面，无论教书育人还是科学研究，他都知恩图报、竭尽所能地努力奋斗，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创造佳绩，努力为这个时代提供向前迈进的动力源，努力为这个时代的祖国和人民服务。他碰上了好时代，是时代培育了他：新中国成立后，边远地区的穷孩子也有学上，新的教育制度确保他们能够上完学。10岁左右，他的家乡玉龙县巨甸镇迎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金沙江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打倒地主、富农后，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在五星红旗照耀下，他这个边远贫困山区的农家儿子才有了翻身之后接受更高层级教育的权利和条件，在新中国的怀抱里茁壮成长。尽管后来的岁月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但在他的大半辈子里，社会总体安宁、平稳、和谐、发展，整体走向繁荣昌盛的趋势未变，充满活力。一个出身于旧社会的贫困农家的山里人，被新中国培育数十年后成了国家栋梁之材。碰到这样的好时代是何等幸运的事情。
早春。
据他回忆，1952年秋天，从巨甸完小高小毕业的他，因家庭困难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无能力赴丽江参加升学考试。刘秉坤校长和白光教导主任专程到他家家访，得知其父因经济困难而没有让他去参加中考时，刘校长对其父说：“你家娃娃成绩这么好，不让他去考太可惜了。现在有人民助学金，困难同学可以申请。这样吧，如果他考上后申请不到助学金，我们愿意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供他读书，直到毕业。”余先生的父亲听后热泪盈眶，筹钱让他赴丽江中考。他考上丽江一中，申请到人民助学金，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初中。一个农村放牛娃意外考进中学读完初中，这是新时代带给他的第一次人生转折。初中毕业后，他考进完全由国家提供学费、生活费、可申请人民助学金的丽江师范学校。1958年夏天，班主任江朝源老师到今玉龙县黄山街道，喊正在支农的他和另一位同学进城体检。体检合格后，江老师拿出两张表格说：“上级有文件，可以保送2％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升学。学校决定让你们去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你们愿意学哪一科，现在就填一下表。”1958年9月7日，他来到昆明师范学院报到。原本毕业后要到边疆当小学老师的他，现在意外地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这是新时代带给他的第二次人生转折。1962年秋，大学毕业后他被意外留校工作，分配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做助教，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一员，走上了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道路。这是新时代带给他的第三次人生转折。在五星红旗照耀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使千千万万的穷人改变了命运，让他们成为祖国和民族的脊梁。余嘉华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余先生回忆：“1979年读到孙犁先生的一篇创作谈，讲到创作固然要跟随时代的大潮，但又不宜与现实某运动贴得太紧，要注意发掘人物的人性美、人情美，才会流传久远、耐看。这对我有所触动，觉得搞学术研究也是如此。”由此，他想起方国瑜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醒他关注云南历史文化的建议，并从研究大观楼长联开始研究云南文化。其后，随着云南推进旅游产业建设、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民族文化强省，随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解放思想，打破种种束缚，研究借鉴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和文明，余先生响应时代呼唤，从故纸堆里披沙拣金，为新时代提供养分，立新时代所需要的新论断。
苇丛。
余先生时时不忘新时代的养育之恩，一辈子努力回报时代、回报祖国、回报人民。他说：“青少年时期的学农活动使我终身受益……也使我与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在感情上产生了一种内在联系。在遇到问题时，常会从他们的根本利益着眼去思考；在学术文化活动中，长期采用平民视角。农民勤劳简朴、坚韧不拔的美德，在我身上潜移默化，终生给我滋养。”新时代学校和老师们爱才、惜才、秉公办事的精神，令他终生难忘。所以，在以后数十年教学科研生涯中，他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对学生在学习、生活、写作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编写《云南风物志》使余先生的视野由文学逐渐走向文化，“云南文化丰富多彩，但过去鲜为人知，在全国文化史上缺乏应有的地位。我愿意为改变这一状况略尽微力。”所以，他不畏艰难地走上了古滇文化研究之路，边研究边率先在高校开设云南文化史课程。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民族文化强省的路上，余先生的研究不是人云亦云地一味唱赞歌，而是找到新问题、突破旧观念、得出新论断、提供新能量。他曾作过回顾：“在民族文化研究中，我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大汉族思想及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土司制度及土司得不到公允的评价，影响了人们对民族历史及文化的全面认识。于是，我与余海波合作撰写了《木氏土司与丽江》一书，以丽江木氏土司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给土司制度及土司一定的历史地位，这对全面认识纳西族史乃至中国少数民族史都会有所助益。”以此观照和类推，不难发现，余先生的大多数滇文化研究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云南文化发展繁荣的力作。他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建设新文化，感恩图报新时代的成全、培育、造就之恩。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如何顺应潮流而又不被俱下的泥沙所裹挟？这是每个时代之子必将面临的人生课题。余先生以其大半生所作所为给出的答案是：将个人的命运自觉汇入时代旋律，将人生价值与时代的主流同频，把个人的奋斗与祖国和人民之所需共振，就能“金沙吟龙奔东海，时代学者著华章”。这是他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全文完） 【法律声明】除非本单位（丽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动推送或发表至第三方网站或平台，任何第三方网站或平台不得转载丽江融媒App及LIJIANG.CN和LIJIANGTV.COM主域名及子域名下之任何内容，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