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丽江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

李群育（古城区）

抗战时期，丽江古城、纳西族东巴文化等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

由于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的到来，纳西族东巴文化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热点；丽江古城传统民居建筑因为有刘敦桢等著名学者的考察、研究，开启了科学保护、研究丽江古城的先河；国难当头之际，丽江各族人民爱国爱乡、和谐友善、多元融合等优秀传统文化也焕发出新的光彩。抗战时期对丽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为后来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成功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战线的抗战也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战线的抗战有效抵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捍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抗战时期的丽江，在保护和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丽江古城等优秀文化遗产，以及考察、研究、保护“三江流域”特别是金沙江流域生态资源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丽江承载文化，文化成就丽江。丽江各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书写出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丽江历史文化发展新篇章。数千名出滇抗战的丽江各族儿女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其中有1000多人殉国；家乡人民在后方出钱出力，全力支援前线。同时，许多国内外人士纷纷进入丽江，各种文化在丽江进一步相互交流、交融，极大地推进了丽江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保护、传承、研究丽江丰富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

纳西族东巴文化成为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抗日战争时期，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保护、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进入一个非常特殊又极其关键的时期，为战后进一步保护、研究、传承、发展纳西族东巴文化，以及纳西东巴古籍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纳西族东巴文化有丰富多彩的内涵与独特价值。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学者拉卡珀里尔、巴克等开始关注和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20世纪30年代，纳西族东巴文化已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研究的一个重点。1932年，北京大学的刘半农鼓励纳西族学子方国瑜回家乡收集、研究东巴文化。1934年，纳西族学者杨仲鸿编成《麽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次年，方国瑜完成《麽些文字汇》（《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然而，杨仲鸿的研究成果始终未能出版，方国瑜的《纳西象形文字谱》也在40年后才得以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李方桂、罗常培、傅斯年、董作宾、傅懋勣、吴泽霖、陶云逵、闻在宥、李霖灿等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在整理国故、文化抗战的大背景下，非常重视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掘、研究，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众多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发掘，极大地推进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李济之指出，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研究，“值得若干人钻研一辈子”。抗战时期，许多国内专家、学者接触到东巴文化后便迷上了它，并坚持终身研究。他们热爱纳西族东巴文化，赞叹纳西族先民的聪明才智，感恩纳西族先民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并不断拿出研究成果作为回报。

傅懋勣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抗战时期，傅先生前来纳西族居住区考察研究民族文化时，被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深深吸引，“一字一句之疑难，往往沉思深故，旬日而不决”，其研究的认真、严谨程度令人敬佩。他在纳西族东巴、学者和芳等人帮助下，首先完成《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专著，此后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有《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从纳西族图画文字看纳西民族学的某些特点》《关于纳西族图画文字和音节几个写本中一处正文的校定问题》《纳西族图画文字的结构特征》等学术专著。1987年，傅懋勣先生因病去世，他的夫人徐琳教授曾在致丽江学者的信中说：“懋勣生病住院期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只是对回国探视的小女婿说了，要他转告小女儿京起以后要学习、研究东巴文字”“懋勣在病榻上挂念的是纳西族东巴文，可知东巴文在他的心中有多么重的分量”。抗战时期产生的众多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知音中，傅懋勣先生堪称杰出代表，玉壁金川大地永远缅怀、感恩先生。

金沙江。

李霖灿是抗战时期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又一位知音。李霖灿在1939年到丽江后，与纳西族东巴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得到“民国教育部”“中央博物院”的资助、支持，在丽江深入收集、研究纳西东巴古籍文献。1943年，李霖灿从丽江前往“中央博物院”所在地的四川省李庄，在纳西族学者和才、语言学家张琨的帮助下，于1944年编印出版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麽些标音文字字典》等专著。国内著名学者李方桂、董作宾为这些专著写序，他们在书序中指出，“麽些”是东亚文字系统中“极重要的一个”。抗战胜利后，李霖灿在台湾等地又先后出版了《麽些经典译注六种》（增补本为《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和《麽些文字的发生和演变》《论麽些经典版本》《麽些文音调图表》《麽些迁徙路线之寻访》《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麽些经典》《玉龙大雪山》等专著。改革开放后，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特别授予李霖灿“荣誉公民”称号。

抗战时期新建的“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也十分重视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传承、研究。1941年，我国著名教育家汪懋祖创建“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因校址在南口新村，又称“南口师范学校”），首任校长为毕业于北师大的教育家宗亮东。“国立丽江师范学校”的教师大多为来自内地沦陷区的青年才俊，其中有朱通、夏明、李明宇、冯国楣、李晨岚等。“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创建后特别设立了“北平图书馆丽江东巴文化办公室”，由纳西族学者周汝诚主持工作。该办公室邀请通晓东巴文字的纳西族东巴对部分东巴经书加注音标和记录整理，率先开展抢救和整理东巴文化的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原中共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新组建东巴文化抢救机构，并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周汝诚回家乡主持抢救、整理、翻译工作。20世纪80年代，“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东巴文化研究室”等相继成立，开始全面抢救、整理、翻译纳西东巴古籍文献。

应该说，抗战时期的“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开创了成立专门机构保护、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后，丽江的党委、政府先后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全面抢救、整理、翻译纳西东巴古籍文献，更是功德无量。

抗战时期，民间的东巴祭祀活动与抗战救国的大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了东巴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国外学者同样在关注、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他们从丽江收集了许多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后运到世界各地，不断扩大了东巴文化的国际知名度。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孙昆亭·罗斯福在丽江收集了大批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并把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的成果作为其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还在美国《自然》等杂志发表有关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研究文章。

刘敦桢开启丽江古城

建筑遗产保护、研究的先河

抗战时期，来自内地的专家、学者还相当关注对丽江古城的保护与研究，特别是刘敦桢等古建筑专家学者，通过对丽江古城传统建筑的考察、研究，首次指出丽江古城的传统建筑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的发展，丽江古城民居建筑将成为“重要参考资料”。这一研究成果对保护丽江古城具有开创性意义，开启了保护、研究、传承丽江古城民居建筑的先河。刘敦桢先生因此堪称“研究、保护丽江古城传统建筑第一人”。

刘敦桢（1897年—1968年），字士能，湖南新宁人，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与梁思成齐名，建筑学界称“南刘（敦桢）北梁（思成）”。他曾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著有《中国住宅概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等专著。1938年，刘敦桢到云南调查古建筑，9天中对丽江古城的民居建筑，以及皈依堂、玉皇阁（光碧楼）、木氏家祠门坊、忠义坊、喜祗园、武庙、文庙、龙王庙、培风塔、琉璃殿、宝积宫、大定阁、玉龙寺（北岳庙）等进行实地考察，重点对建筑形式、材料、工艺、建筑年代等作了科学考察，对丽江古城的传统建筑给予极高评价。

刘敦桢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丽江古城的建筑“较昆明、大理，保存古法较多，且详部手法极富变化”，他认为，作为“茶马交易之地”（茶马古道重镇）的丽江，当时的“市面繁荣，似略胜大理”。地处边远的丽江古城，在这位古建筑大家的眼里，其建筑特色及市场并不比久负盛名的昆明、大理逊色。

刘敦桢在考察日记中用许多溢美之词说明丽江的建筑特点，比如，“式样奇特，尚存古制”“结构新颖，尚属初见”“式样精巧，层出不穷”“灵活美观，不拘一格”“内部壁画，精美绝伦”“犹存唐宋遗风”“最为美观而富变化”等。通过实地考察，他还发现并考证了在地方志书中记载有误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建筑年代差错）。

通过科学考察，刘敦桢认为，丽江古城的建筑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丽江古城的老建筑特别是民居建筑的重大价值意义在于：“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廊（传承、弘扬），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

抗战时期，刘敦桢等国内专家、学者对丽江古城的考察，为科学保护、研究丽江古城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数十年中，国内著名古建筑专家葛如亮、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阮义三等，沿着刘敦桢的足迹、思路纷纷前来丽江古城考察，为保护、利用丽江古城，为丽江古城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丽江古城的民居建筑得到较好保护与传承，还得益于这一特殊时期内茶马互市的繁荣发展。随着业务的发展，丽江古城内的不少商家迫切需要扩大经营场所、改善经营环境。由于有了较好的经济条件，于是，继明代开挖西河兴建木氏土司府衙及周边居民区，清代“改土归流”后开挖东河修建流官府及周边居民区，丽江古城再次出现兴建、扩建、修缮前店后院、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特色民居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了丽江古城依山就水、错落有致的建筑格局与特色，推进了丽江古城的保护、利用、发展。

秦仁昌等植物学家呼吁

保护金沙江流域天然林

抗战时期，秦仁昌、冯国楣、蔡希陶等国内著名植物学家前来丽江考察金沙江流域的林区，发现金沙江流域丰富的森林资源正在遭受严重破坏。

1939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秦仁昌等，对金沙江流域森林遭受破坏的情况深感忧虑与痛心，于是，给当时的“农林部”写专题报告：“昔日林茂，因滥伐焚烧，或夷为童山，或在加速破坏之中。如此惨痛情形，倘不立即设法制止，则恐不久将来，虽欲保护而不得，行见良木绝迹、荆棘遍地，即种子来源，反将向国外购买而未由矣。兴念及此，不寒而栗，愿政府当局及早回之。”1943年6月，“金沙江流域国有林管理处”在丽江设立，秦仁昌兼任处长，管理处的工作重点是保护金沙江两岸各500米范围内的1358万亩森林资源。

抗战时期国内植物学家对金沙江流域森林资源的考察、保护，无疑对“三江并流”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奠定了重要基础。

遥望玉龙雪山。

图片由周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