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志

杨尚志（1915年—1986年），字仰高，玉龙县拉市镇吉余村人，纳西族。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以“异党嫌疑”的罪名被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出狱后四处寻找党组织未果，故于1948年4月在丽江重新入党。他是丽江党组织的创建人、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为原丽江县的和平解放、捍卫新生政权，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1986年3月病逝。

杨尚志的祖父杨士勋、父亲杨楷都是秀才，因此，他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1930年，杨尚志考入云南省立第三中学，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边铎读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其中，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促使他思考治国安邦之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读书，读书，如饥似渴地读，拼命地读……它启发了我的蒙昧，打开了我的眼界，把我从梦中唤醒。”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投降政策，将东北军撤回关内。消息传开，全国民怨沸腾，纷纷用通电、快邮代电等方式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丽江的爱国师生也义愤填膺，学生会讨论通过了发一份快邮代电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及组织学生义勇军的决议，杨尚志被选为快邮代电的起草人之一。受进步思想影响，杨尚志在学习期间曾写下两副对联表明远大志向：“巍巍玉岳仰之弥高；峨峨文峰涣乎其文”“春雷引震飞雏凤；旭日东升起卧龙”。读初三时，杨尚志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三年的学习、生活让他初步看清了黑暗、丑恶的社会本质，立志要在阴冷、昏暗中闯出一条血路。

初中毕业后，杨尚志只身前往昆明继续求学，1933年9月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进逼昆明，杨尚志与同学李文藻准备参加红军。因中央红军在昆明虚晃一枪后向金沙江皎平渡挺进，杨尚志参加红军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明白了“天下还有穷人的队伍”“只有抗日才能救国，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过上美好生活”的革命道理。没等毕业，他在1935年7月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的前身是云南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在滇、黔、桂、粤公开招收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1935年9月16日起正式授课，1945年抗战胜利后停办，10年间先后培训学员2万多名。受该校的影响，当时只有1300万人的云南先后向抗日前线输送了35万多名士兵。

1936年，杨尚志参加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费炳领导的“读书会”。“读书会”在昆明螺峰街、小菜园等处设立秘密活动场所，订购、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内外大事，交流学习心得。“读书会”订阅的《救国时报》是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共主办的革命报刊，详细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对国内外时局的看法，报道了红军长征及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读书会”的成员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真理，努力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读书会”成员还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歌咏会，杨尚志满怀激情地带头登台高歌，激发了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

杨尚志经常接触步兵科的3名越南籍学生黎松山、裴清平、王立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杨尚志经常到云南纺纱厂开展工作。为提高纺纱厂女工的阶级觉悟，杨尚志做了很多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包括教她们唱抗战歌曲、苏联歌曲。

1937年底从军校毕业后，许多同学奔赴抗日前线，而费炳有意让杨尚志留校担任分队长，帮助其开展军运工作。杨尚志以军校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利用各种机会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他利用空余时间带学员高唱抗战歌曲，激发他们的抗日救亡热情，还在新班级里成立并负责“读书会”的工作，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刊，联系实际在会员中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卢沟桥事变后的全民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已公开发行，费炳和杨尚志带头发动学生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还组织学生办报，让“读书会”成员带头写“讨汪叛国”“逼蒋抗日”的文章。杨尚志曾在费炳的介绍下，为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刊物《南方》做发行工作。

金沙江。

1926年11月，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1927年3月，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成立；1930年1月，中共云南省委成立（由于叛徒出卖，同年12月，省委书记王德三等惨遭杀害，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11月，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李浩然任书记，费炳、李剑秋、李立贤任委员，1937年6月由费炳接任书记）。“1935年云南地下党重建后，鉴于云南的党组织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而采取慎重、稳健的方针……同时，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离开过昆明，以致1939年才正式履行入党手续……”

1939年1月，经费炳介绍，杨尚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里秘密成立的党支部中，费炳任书记，杨尚志为委员。党支部成立后，除了汇报个人思想、工作情况外，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来，中共中央基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停止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组织，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不再过组织生活，联系方式改为个别单线联系。

1940年3月，杨尚志被学校派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校尉官训练班”集训。5月初，蒋介石、陈诚相继到学校演讲。为了揭露蒋介石“以抗日为名，行反共之实”的本质，杨尚志将蒋、陈的言论及其阴谋写成稿件匿名寄往重庆《新华日报》。该信件被国民党特务截获，6月以“异党嫌疑”的罪名将杨尚志逮捕，关进成都的看守所里。1940年6月至1942年4月，杨尚志被关押在成都的姜公馆、王公馆；1942年5月至1944年5月，杨尚志被监禁在重庆五云山的集中营。4年的牢狱生活中，虽然经受了无数次审讯，受尽了严刑拷打，但杨尚志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保守党的秘密，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杨尚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共产党人不怕死、不怕苦，坐牢算什么？反动派想用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叫我屈服，那是妄想！我经常哼几句诗：‘黑暗吞没了光明，伸手看不见指影，但我并不惊悸，我有我光明的心灯。黑暗笼罩了行径，抬头看不见高峰，但我并不惶惑，我知我应奔的路程。东方现出了微明，太阳在暗地里东升，这是我们努力的时节，一齐起来，夺取那伟大的光明。’”在侵华日军轰炸重庆时，他发动狱友进行绝食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在丽江纳西族同乡、国民党中将李汝炯，以及赵宗瀚、周钟岳等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斡旋下，杨尚志在1945年5月获释。

杨尚志出狱后四下寻找党组织未果，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严峻的斗争形势造成的。此后，他经朋友介绍曾在四川蓬溪中学任教。1945年9月，杨尚志来到成都，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万民狂欢的情景”。12月，得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杨尚志写了哀悼死者、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两篇文章，用“高黎贡”的笔名刊登于《华西晚报》，并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还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

在成都、重庆，杨尚志找到《新华日报》负责人将自己被捕、在狱中斗争、出狱的经过作了汇报，并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新华日报》的梁华建议杨尚志回云南开展革命工作。

1946年5月，杨尚志在昆明找到费炳，汇报了自己各方面的情况，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要求，但因为那时费炳正用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做地下工作、党员之间也改为单线联系且不过组织生活等原因而未果。杨尚志拿着民盟成都机构的介绍信找到李公朴，在民盟云南支部的机关报《民主周刊》工作。同年7月11日晚，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杨尚志在第二天一早就到昆明的国民党机关送抗议信，并做好李公朴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晚上为李公朴守灵。7月15日，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闻一多为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召开记者招待会。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闻一多吩咐杨尚志守在门口查验记者证。散会后，杨尚志还在修改闻一多致李公朴的悼词，不料国民党特务又将闻一多枪杀在昆明西仓坡。闻一多遭暗杀的消息传来，杨尚志急速赶到出事地点，很快找来人力车把闻一多送往医院，但闻一多终因伤势过重遇难。杨尚志将闻一多遇难的消息火速转告费炳，再换装赶到昆明潘家湾通知楚图南马上转移。《民主周刊》随后被迫停刊。

1947年1月，杨尚志回家乡在省立丽江中学任教，在师生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1948年4月，滇西工委副书记欧根到丽江为杨尚志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同年8月，中共丽江支部成立，杨尚志任书记，支部加强组织建设，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同年9月，中共丽江县工委成立，杨尚志任书记。在滇西工委的领导下，中共丽江县工委不断发展壮大，原丽江县在1949年7月1日得到和平解放。

杨尚志在1949年6月至7月任丽江县人民自卫大队队长，7月至9月任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委，9月至11月任“边纵”七支队35团团长兼政委，11月至次年6月任“边纵”七支队副司令员；1951年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2师副师长兼丽江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9年7月后，杨尚志主要从事军事工作。他率领人民武装转战滇西北，转战川、康、藏，组织指挥了梁官激战、沙溪战斗、乐天场遭遇战、围攻剑川城、清水江打援、狮子山伏击战、击溃杨震寰部、解放华坪、进军盐边和盐源等，参加了西昌战役、棉花地战斗，为围歼国民党反动军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坚定执行党的政策，多次瓦解国民党反动武装，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扩大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4年后，杨尚志历任丽江专署民委副主任、丽江专区师范学校副校长、丽江地区文化馆副馆长等职。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杨尚志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遭受迫害，但杨尚志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志的冤情得到公正处理。离休后的他发挥余热，在编写地方党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杨尚志在1979年12月被选为政协云南省委员会第五届委员，1981年受聘为丽江地区行署顾问，1986年3月26日病逝。

束河古镇风光。

白菊英

白菊英（1914年—1973年），女，纳西族，古城区束河街道街尾村人。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纳西族女共产党员。

白菊英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年在昆明当小职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所以，一直把白菊英和她的姐姐留在丽江的老家。白菊英姐妹在家靠农忙时帮人打短工、农闲时搓制麻绳换钱勉强度日。姐姐出嫁后，父亲把白菊英接到昆明，让她拜师学习缝纫技术，兼做其他杂活。

1933年，杨尚志到昆明求学，复习功课期间租住的房子恰好与白菊英家在一个院子。白菊英的父亲见杨尚志为人朴实、勤奋好学，又是丽江的纳西族老乡，就请他教女儿读书识字。白菊英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刻苦努力，进步很快，两年后能看懂通俗读物。

1935年，昆明开办“云南纺纱厂”，居住在同院的谢芝进厂当工人。次年2月，谢芝介绍白菊英入厂。1936年，已经参加党的外围秘密组织“读书会”的杨尚志到纱厂做女工的工作，白菊英通过学习，对比苏联工人与云南纺纱厂工人的不同处境，提高了阶级觉悟。1937年进入全民抗战时期后，云南的党组织在“女青年会”中组织了“各界妇女抗日救国会”，在女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1938年初在“书林小学”开办了“纺织工人业余学校”，给女工人讲文化知识、时事政治，教唱抗战歌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白菊英参加了业余学校的学习，对《政治常识》第一课的内容印象很深：“血、血、血，中国人民的血；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女工人学唱《流亡三部曲》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时，台上台下泣不成声。业余学校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揭露蒋介石与日寇妥协、投降的真面目，激发了广大女工人的抗日救亡热情，让她们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的事实。通过学习，女工人中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骨干。

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在1938年8月成立后，立即采取措施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先后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发展党员。1938年11月，党组织在云南纺纱厂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纳西族女青年白菊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上半年，党组织又在纱厂云南纺纱厂的女工人中发展了两批党员，白菊英是第二党小组组长。纺纱厂党支部利用节假日组织工人，在城乡以唱抗日歌曲、演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入党后的白菊英除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针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非人待遇，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组织工人与厂方展开说理、谈判、罢工等不同形式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比如，当时纺纱厂女工人的生活很艰苦，劳动量大、伙食费贵、伙食差，经过大家的多次交涉，厂方降低了伙食费，改善了伙食质量；尽管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但厂方不管女工人的死活，经过大家的斗争，工作条件及待遇得到部分改善：改为8小时工作制，发了防护口罩，提供淋浴，生病期间工资照发，报销医药费等。白菊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展示出较好的组织才能、斗争艺术。

1941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党组织的力量，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紧急疏散在昆明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人员、争取以龙云为首的地方派抵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

白菊英按指示在巍山隐蔽下来。由于形势严峻，疏散之前来不及交接组织关系，更因当时云南省工委决定“为减少党员横向关系，党员因工作或职业关系调整离开原地区，其党的关系一般不转；新转移来的党员不同原有党员编在一起”，所以，云南纺纱厂的全部党员在后来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白菊英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丽江。1949年6月，她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7月，参与组建丽江县职工会并任宣传委员，以丰富经验带领群众开展斗争；9月，“边纵”七支队开赴剑川阻击国民党保安团，白菊英服从党的安排，组织妇女变工队帮助军属做农活、参与募捐钱物、慰问参战部队，受到过“边纵”七支队司令员黄平的表扬。

1951年初，白菊英任玉龙区妇女会主席。她参加过清匪反霸运动，后来被错处，含冤20余年，但她依然坚定理想信念，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受到原丽江地区、原丽江县妇幼保健部门的多次表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菊英的冤情得到平反，党籍和政治名誉均得到恢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