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省立丽江中学

李植元（古城区）

1937年春，我考入省立丽江中学初18班。校长范义田年轻有为、学识渊博，他讲课或作报告都生动活泼、娓娓动听，很受学生爱戴。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寇猖狂入侵中国，并扬言“只需3个月的时间，把整个中国侵吞干净”。危难之际，全国高中以上的学生被动员参加军训，省立丽江中学也相继派高5班、高6班赴昆明受训。随后，在受训回来的高5班、高6班的带动下，全校初中、高中所有班级都进行军训，受训时间为每天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从此，学校改变了关门教学的面貌，学生也脱去学生装换上军装，打绑腿、系皮带，英姿飒爽，做好奔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除全校学生参加军训外，校长范义田在每周六下午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讲述“日寇侵华史”，师生听后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拿上枪把侵略者赶走。范校长还要求学生利用暑假、寒假，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在三月物资交流会、七月骡马交流会上演讲和演出文艺节目，让各族人民了解抗日救国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日寇的残酷暴行。

记得卢沟桥事变前学生喜欢唱的是《春已归来》《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卢沟桥事变后，学校聘请了一位叫周楚芳的女音乐教师，她教我们的第一支歌是《道路歌》、第二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只要听到这支歌，大家就感到热血沸腾。有一天早餐后，一个学生在寝室里用口琴吹奏《桃花江》，范校长听到后愤怒地责骂他：“商女不知亡国恨！”

在范校长的谆谆教导下，加之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中一天天破碎，省立丽江中学的不少学生义愤填膺，积极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敌。仅我们班就有姚作文（玉龙县九河乡人）、和卫璧（玉龙县龙蟠乡人）、段绍英（玉龙县白沙镇人）等同学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后上阵杀敌，王榆瑞、张翰芬等同学也在毕业后走上战场。

一些年轻教师也告别讲台、走出校门从事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如，苏志超、苏志刚兄弟，以及张济川、杨卫邦等人。

1938年秋，范校长去昆明开会后没有回来，而是去延安寻求抗日救亡真理。记得他在湖南的一家旅店里给全校师生寄来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以前被人唾弃的云南，今日变成桃花源了……”

范校长走后，由张耀九先生暂代校长。1939年秋，云南省教育厅委任和志坚为省立丽江中学校长。和志坚当过丽江县教育局局长，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他用各种办法从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生中聘请很多人到省立丽江中学当教师，把国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引进丽江。他还不拘一格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本地教师，让他们充分发挥专长。

远眺玉龙雪山。

和志坚校长对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都抓得很紧、很严，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设立教导处，专管教师授课、学生上课事宜。要求教师认真备课、教课，完全按照全国统一教材进行授课。我们的外语教师见我们已是初三，但课本仍在用对话式的第一册，马上换了林语堂主编的《开明英语读本》，一年中讲完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外加一本图解，让我们学到了初中生应有的英语知识。每节课的前10分钟，他考我们单字、单词；每隔两周来一次小考，得80分以上的卷纸被张贴表扬。记得有一次不及格的学生较多，发完卷纸后，他在学生面前落下眼泪，大家无不为之感动、愧疚。

语文教师也很认真、负责，单周的周六布置作文，双周的周六要求背诵或默写指定文章。每隔4星期来一次考试，得80分以上的人被表扬。

我读高一时的数学教师叫谭文耀，湖南人，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每讲完一道数学题或公式，他就让学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为的是方便随时随地温习。可惜他教我们到高二就离开了学校。

所有学科的教师在我们上晚自习时必到教室进行辅导，解决学生的疑难之处，了解学生的接受能力。

和志坚校长还很关心教师的生活，想方设法为教师排除各种干扰，比如，经常到教师休息室用鸡毛掸子为刚下课的教师掸去衣服上的粉笔灰。假期尤其是寒假里，考虑到外地教师容易想家，他事前安排本地教师轮流请外来教师去家中做客。

和校长觉得司号员吹号报时很费力，于是铸了一口铁钟，以钟声代替号声。他在钟上贴了亲手写的字：“铁钟不比铜钟牢。打要轻，声要响。谁打破，谁赔偿。”

2.设立训育处，专管学生课外活动。学生在课外有事外出，须经训育处主任批准，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出去时登记，回来时销假。训育处也在课外组织班级之间的足球赛、篮球赛。教师足球队、篮球队经常与学生进行比赛，加深了师生间的情谊。早餐后两小时是休息时间，学生基本上到图书馆借书、还书或看报纸、杂志……从早到晚，几百名青年学生在校内活动，“活而不乱，关而不死”。

训育处和教导处分工合作，请有专长的教师排练剧目，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秋末冬初，“展览会”“运动会”“同乐会”接连举办，还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校观看。

3.设立教官处，专管学生生活纪律。当时有一位叫杜光万的教官，上早操、上军事课时穿军装，上数学课时穿长衫，对学生管教很严。除周六到周日的休息时间，学校大门都被他锁紧，师生都只能走小门。他明辨是非，绝不欺软怕硬，学生对他既害怕又尊敬。

1942年秋，和志坚校长被调到昆明，接任他的周锡夔先生是剑川人，曾留学日本。在他的任期，外来教师除个别外不再被留用。

我读初中、高中的6年均在抗战时期，在我的印象中，范校长热爱祖国，对“抗日救国”很关心；和校长善于用人，能用先进教育理念改变地方面貌；周校长思想僵化。

有一件至今难忘的事：参加“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立碑大会前，全校师生在周霖先生的指导下练习表达追悼的歌曲。当时丽江还没有电、没有扩音器，周老师只得站在桌子上领唱。刚开始教唱，只见李鲸石、王金钟、刘绍庭等几位教师抱头痛哭。原因是，他们随学校南迁昆明的途中吃够了战争的苦头，看到了人民的痛苦，看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被日寇占领、无辜的同胞被日寇蹂躏，一听到歌词“大江南北，敌人的炮火未熄”就难以控制情绪。这些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教师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让学生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初18班毕业时，周霖先生还赠诗《十八班同学行将毕业赋此志别》：

为赋骊歌歌莫哀，

离情恻恻暂低徊。

铸材且庆逢时运，

壮志宁甘没草莱。

大地惨霾阴似晦，

中原戍鼓震如雷。

相期莫负匡危愿，

国家今需战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