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鸿与第一部

东巴象形文字字典

牛相奎（古城区）

著名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先生在1944年为李霖灿先生编纂的《麽些象形文字典》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开始注意到麽些象形文字，到现在已是十年了。民国二十三年春天，我在北海公园的亲蚕宫，方国瑜先生跑来看我，他说到刘半农先生曾托他向丽江收集麽些象形文字，他花了不少工夫，辑录了许多字，采购许多经书，可惜半农先生已不及见了。接着，方国瑜先生就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从赵元任、李方桂先生治音韵学，并着手编纂麽些文字典。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秋天，我在南京又看到了杨仲鸿先生所编《麽些哥巴字及哥巴文汉译字典》的稿本。从他的自序中，知道字典作于民国二十年（按：应为二十二年，即1933年），又知道一些外国人也在研究这种文字。杨先生的这本字典，分麽些象形文字为十八类：数、天文、地理、时令、鸟兽、昆虫、植物、人、身体、服饰、用具、水、火、佛、鬼、怪、龙、杂。每字3列，左多（东）巴字，中哥巴字，右汉译字义并有注音。在杨氏之前，有法国人巴古氏（J bocot）《麽些》（Lesmo－so）一书中，附有字典，书刊于民国二年（1913年）。国人于麽些文字成一有系统之作，当首推杨氏，当然，他的字典，采录编纂未能美备，而他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时隔15年，董作宾先生在《从麽些文看甲骨文》一文中，又再一次提到杨仲鸿先生的名字，并说：“第一部字典（麽些文）的编辑，自然是杨仲鸿。”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杨仲鸿先生就致力于纳西族东巴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编纂了第一部纳西族象形文字及标音文字字典。虽然他的这部字典没有付印，其他的一些译述也未能问世，但是，在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领域里，杨仲鸿先生无疑是开拓者之一。

然而，杨仲鸿先生的情况却鲜为人知，在近年来介绍东巴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些文章里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文革”以后，笔者曾多次到昆明看望杨仲鸿先生。这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精神矍铄、性格开朗、热情健谈，还在兴致勃勃地为省文史馆收集、整理资料，并撰写回忆文章。

1983年，杨仲鸿先生在昆明去世后，笔者又从他的家人和亲友口中了解到许多情况，还阅读了他写的自传和一些手稿。现将杨仲鸿先生的生平和他早年研究东巴象形文字的情况略述于下，以供热心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同仁参考。

1903年5月5日，杨仲鸿出生在丽江古城一个纳西族书香家庭。他因父亲在家设塾任教，从6岁到12岁均在家随父亲读诗书策论以开蒙。

三江口风光。

13岁时，杨仲鸿考入丽江县高等小学堂，16岁考入丽江六属联合中学。丽江六属联合中学由前丽江府中学改设，创建于1905年，是全省最早设立的中学之一。杨仲鸿刚入校时，校长由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长周冠南先生兼任。周冠南是纳西族“四举”之一、著名教育家、诗人周兰坪之子，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他对启发学生的科学思想、革命思想颇为热心。杨仲鸿读到第四学期时，从北京回来的解福荫先生接任校长。解福荫校长不但重视学生的课堂学习，还特别重视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倡学生在课余进行演讲、讨论，讨论的题材多来自《新青年》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主张和言论。这极大地开阔了生活在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的眼界。

20岁时，杨仲鸿中学毕业，因家庭生活的原因不能继续升学，家里也希望他谋求职业以济困难。但由于他成绩优异，母校已同意他留校供职。然而，渴求知识的他为了充实自己、增长才干，毅然离家出走，随身仅带5元银圆作路费，徒步跋涉20天到达省城昆明。正值云南省二部师范招生，经报考录取后，即入校学习。在校期间，他除努力学习功课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省会学生总联合会改选时，他与学生杨春兰、胡占一被选为德育部长。师范毕业后，受成德中学之聘任该校图书馆主任。

翌年，正值昆明市征考小学教师，杨仲鸿前往应试。考取后被委派为省立第五小学教务兼正教员，并兼任第六小学校主任。以后，又历任省、市中小学教师、主任、校长，及市立图书馆馆长、督学、主任等职，还从事过工业。

杨仲鸿从小受汉文化教育，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十分了解。他开始注意东巴文化，是因为受到一些研究纳西文化的外国人的启发。

杨仲鸿在1929年看到上海《新闻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木里王国》的文章，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他不同意文章中对木里的一些描写，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寄给该报。

1933年农历二月初八，在昆明的丽江纳西族同乡举行一年一度的“二月八”聚会。当天，有几个以前没有见过面的纳西族同乡也来参加。交谈中，杨仲鸿得知有些外国人从丽江收集了大批东巴经书运到国外，还组织一些纳西族东巴到国外表演东巴仪式“海拉里肯”（祭风道场），并拍成了电影，博得国外许多知名人士和学术团体的赞赏。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外国人对纳西族的东巴仪式、东巴经书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呢？杨仲鸿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不久，他结识了和华亭先生，开始对纳西族的传统文化有了较多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一些外国人研究东巴经书的情况。

知道这些情况后，杨仲鸿为自己是纳西人却不知道纳西族有这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羞愧。他想，外国人都在研究纳西文化，把东巴经书成箱成驮地运到国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自己动手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呢？由此，他产生了认真学习、研究东巴象形文字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和华亭的支持，表示愿意尽力帮助他。

1933年7月到12月，杨仲鸿把和华亭请到家里教授东巴象形文字。和华亭帮他借来40余种比较重要的东巴经书，由在小学任教的杨仲鸿的妻子伍兰英照着一笔一画地抄写下来，以作学习、研究和翻译之用。每个星期天，和华亭还带杨仲鸿去浏览一些自己整理编目的东巴经书，使他对东巴经书的类目、版本、内容等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身为小学校长，杨仲鸿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度过，只有在晚上与假日才能专心学习和研究东巴文字，而和华亭也不可能长期住在他家里指导他、帮助他。他深感时间的宝贵，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杨仲鸿终于编纂成一部收录有1000多个东巴象形文字的《麽些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翻译了10余种东巴经书，还把和华亭用东巴象形文字书写的日记翻译成汉文。这些书稿是他与和华亭真诚合作、辛勤劳动的成果，同时也凝结着伍兰英女士的一份心血。

奔流不息。

1935年，杨仲鸿被派往江、浙、闽、粤考察义务教育。在南京时，他的表兄李耀商（字东明，丽江古城人）看了他编纂的东巴象形文字字典和其他东巴经书的译稿后，建议送交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审批出版。李耀商还陪同杨仲鸿去找他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雷震。几天后，雷震告诉他，东巴象形文字字典及东巴经书译稿已送交“中央研究院”，要他在院方联系时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杨仲鸿回到昆明后，心里一直惦记着他的东巴象形文字字典。他知道这部字典在分类、注音等方面还有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所以，他想在收到“中央研究院”的回信后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校订工作。为此，他日等夜盼“中央研究院”的回信，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却毫无回响。这对他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由于没有留底稿，和华亭也离开了昆明，东巴象形文字字典已无法重新整理、编辑。他曾考虑过回丽江收集资料，再次编纂东巴象形文字字典，但因生计关系一直未能成行。

在杨仲鸿先生晚年写的一份手稿里，说他一生有两件憾事。一是，1932年秋天，一位外国人打算把在玉龙雪山一带采集的50大件植物标本驮运到昆明，之后运往美国。杨仲鸿知道此事后，便去找时任云南省实业厅厅长谬云台，说这些植物标本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建议截留一部分，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发展我国的林业和园艺植物。缪云台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专人去交涉，结果留下来10大件植物标本。不久，实业厅归并建设厅，这些标本也移交到建设厅，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没有人整理、应用过它，任其虫蛀鼠咬后变成一堆废物。二是，他为编纂东巴象形文字字典付出了大量心血，唯一的愿望是通过这部字典引起我国学者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的重视和研究。他还说，纳西族有不少的人才，希望有人来收集、整理、研究本民族的文化（当时，他还不知道方国瑜先生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把东巴象形文字字典和东巴经书译稿送交给“中央研究院”后，本想得到支持和帮助，带给他的却是痛心和失望。为此，他感叹：“在旧中国，要想做成一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是多么困难啊。”

1982年3月，在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的丽江同乡郭大烈，将董作宾先生在《麽些象形文字典序》中谈到杨仲鸿及《麽些多巴文及哥巴文汉译字典》中的一段文字抄录给杨仲鸿。杨仲鸿读后心情十分激动，重新鼓起整理、研究东巴文化的劲头。他翻箱倒柜地将尘封40余年的资料全部清理出来，日夜伏案工作，把晚年的余热燃烧在弘扬纳西族优秀文化的工作中。这时，杨仲鸿先生已80岁。

病魔缠身的杨仲鸿先生于1983年1月3日在昆明逝世。

杨仲鸿先生留下了一部1300余行的长诗《人生的途程》、文稿《从和华亭的日记看纳西古文献》，以及其他一些手稿，均系晚年所作。

从杨仲鸿先生写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知道，长诗《人生的途程》是根据东巴经书《撮日仲鲁日仲》翻译、整理而成的，其中的有些段落与《鲁般鲁饶》相同。笔者为此访问过几位曾在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老东巴，但他们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一本经书。然而，在杨仲鸿的一份遗稿里，抄录了部分东巴经书目录，其中就有《撮日仲鲁日仲》，并记有该书的东巴象形文字书名。这部长诗主要叙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文字较为生动。

《从和华亭的日记看纳西族古文献》一文中，收录了和华亭用东巴文字写的两则日记，杨仲鸿先生将它用汉字音译和意译。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外学者收集、整理、研究东巴经书的情况，特别是东巴教在丽江各地的活动及东巴经书的分布情况。这是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一份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