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林超民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的一句话让他记住了“方国瑜”这个名字——“这位教授在文字学、民族学领域的成就，全国都有名”。 真正走近方先生，始于一段特殊时期。当时林超民因工作机缘，借来方先生《滇西边区考察记》在内的著作细读。“书里讲他参与中英滇缅边界谈判考察，写滇西的傣族、拉祜族，更藏着他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的努力。”林超民说，越读越敬佩，最后写下满满笔记，根本无法按要求完成“批判”书籍的任务。 这场意外的“研读”，让他看清了方先生的学术良知与爱国底色。待风雨散去，研究生招生恢复，林超民第一时间报考方先生的研究生——“他早就是我想追随的导师了”。

林超民在方国瑜先生的课堂上。（供图）

1978年，林超民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去方先生家汇报。“先生说‘研究生3年，3年有成，要抓紧时间’，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方先生的教学，从带他走进云南大学图书馆古典书库开始——那里藏着一般人借不到的古籍，于是先生跟管理员特意交代“这是我的研究生，多照顾”。更珍贵的是先生传授的读书方法：“不能一本本啃，要一架架读，就像逛街，得知道哪家是书店、哪家是米线馆，你才能按需取用。”方先生的作息更让林超民震撼：每天遵守“1、3、5、7”时间法则——起床后工作1小时，早饭后工作3小时，中饭后工作5小时，晚饭后再工作7小时，一天中有16个小时扑在学术研究上。“我跟着他的节奏，每天学10小时以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林超民与方国瑜先生研究课题。（供图）

作为纳西族学者，方国瑜与丽江的联结从未中断。研究生毕业时，导师刘半农提醒他“丽江东巴文少有人懂，你该去研究”，方先生便立刻回丽江，找摩崖、收经典，最终写出《纳西象形文字谱》——这是中国第一本纳西象形文字字典，二十世纪80年代出版后还获得了国家图书提名奖。 “先生对丽江的贡献不止于此，”林超民说，纳西族最终定名“纳西族”、木氏土司历史研究，方先生都倾注心血。而林超民自己，也沿着先生的足迹走进丽江：前几年在丽江图书馆做“天雨流芳”讲座，专门讲《中国文化当中的纳西学派》，从明代木氏土司切入，“他们在边疆建‘万卷楼’藏中华经典，写古典诗词，早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林超民看来，这正是方先生“中国历史整体性”思想的印证：“丽江文化从不是孤立的，从木氏土司到方先生，始终是中华文脉的一部分。”

林超民教授接受丽江融媒记者专访。（丽江融媒记者 杨泽燊 杨耀珩 摄）

如今，林超民教授也像方先生一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民族史研究者。采访最后，他提到方先生的教导，也给年轻学者留下期许： “做学问要忠实，别急功近利，先沉下心打好基础——现在有AI、有电子技术，但‘实事求是’的根本不能丢。”他提出“五个独立”：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辟蹊径、独立创新、独树一帜，“要在前辈的基础上往前走，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这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从丽江走出的方国瑜，用一生搭建起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框架；而林超民的传承，让这份学术精神始终鲜活。正如丽江的潺潺流水与巍峨雪山，这份联结中华、扎根大地的治学情怀，也将在时光里继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