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文化与周边文化的

互动研究

杨林军（丽江师院）

纳西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

纳西文化对所接触的文化都有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有着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征服”和同化，但在不同区域和时间段则有相互影响的表现。这种文化互动关系并没有“楚河汉界”般明确，“汉化”和“夷化”是结论性的概念，而文化互动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考察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用“汉化”“夷化”进行归类，更多的是要注重这两者文化互动过程。纳西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像对藏文化、白族文化的影响那么深远，但从明代以来丽江古城发展来看，这方面还是很突出的。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区域文化变迁中，人占据了首要的地位。纳西族居住区的文化发展变化，应该关注两种情况：一是本地居民，即纳西人；二是外来居民，即以汉族为主的移民。两者在纳西族居住区的融合、交流便是文化互动的体现。明代以来，纳西族居住区不断有外来人员移入，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情况。以丽江古城为例，明代移民多数为木氏土司邀请而来的能工巧匠者。据史料记载，至明末到丽江的外来者，大体有戍边、从政、行医、做工、经商等情况，就姓氏而言，有鲍、赵、杨、李、赖诸姓。

戍边到丽江的如鲍氏。据《鲍氏家谱》载：“考吾氏原籍南京应天府伏县竹菌村人氏，自明朝随沐国公任军宰，职云南，授封世袭云骑尉都指挥之职来大理……维公家迁丽城，始在白沙创业而家……随府署，迁丽城大西门外作家。”鲍氏由于戍边而到大理，官至云骑尉都指挥。明末迁到丽江居住。

从政到丽江的如赵氏。据古城区下八河村《赵氏家谱》载：“原籍广东，明时指挥使得胜公，从沐国公征云南，落籍昆明石碧中村，至四氏祖维鼎公来丽贸易，维繁公木柢聘为掌书官，遂家焉。”到现在已有21代，是在丽江居住较早的汉族。

行医到丽江的如杨氏。在玉龙县黄山街道长水村的《杨翁十世起源记》和《继杨氏十氏谱》记载：“始祖讳为辉，字德升，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人也。明时应丽江土知府木聘，素号国手，数年累验奇方。辞回，世守不许。强之，佯喏。厚酬资欢送，伏劫之，再馈，再劫，如是者三，乃家焉。”明洪武元年（1368年）杨氏由湖南行医到昆明，后至丽江，世传岐黄之术，从小通医学，尤精针灸之术。木氏称他为“国手”。前3代姓杨，后7代曾改为姓和，至今已有24代。

能工巧匠如银匠李氏。《李氏宗谱》载：“吾宗李氏原籍江苏省江宁府上元县人，到丽江以来，世以冶银为业，兼之力农，忠厚传家……”从始祖李氏到今已有15代。又如周氏，据《周氏家谱》载：“……盖我之祖，原籍江南省蓟州府常熟县柳营村人氏……至九氏祖宗耀，于明朝崇祯年间木府请至丽江，因日久远，遂于大研里街尾村居住。”至今已有13代。

到丽江经商的如赖氏。原籍为福建永定县永兴乡丰田里人，明代时从事贸易至丽江。历代经商，曾有商号“仁和昌”。20世纪30年代的赖耀彩，生性慈善，乐善好施，曾慷慨捐资修建3座重要的桥梁，至今传为佳话。至今有14代了。

以上姓氏，以25年算为一代，至今已有14代的，应在明代就迁居丽江了。

“改土归流”后，一大批汉族姓氏出现在丽江，据乾隆八年（1743年）纂修的《丽江府志略》“官师略”“学校略”“人物略”中统计，共提及的姓氏有43个，分别是：杨、元、冯、靳、管、何、沈、张、周、孔、樊、余、程、姜、刘、王、赵、仉、颜、郑、苗、段、万、胡、于、魏、龚、蒋、汤、黄、邵、李、董、陈、徐、罗、仲、寸、敖、唐、蓟、周、马。

又据光绪时期纂修的《丽江府志稿》统计，姓氏又新增了82个，分别是：牛、郭、陈、阙、徐、方、赖、鲍、姚、龙、吕、羊、姜、梁、白、奚、彭、邱、肖、熊、阿、金、范、习、潘、洪、严、田、蒙、桑、大、瓦、庄、辛、江、朱、克、吴、宋、庆、冯、嵩、温、广、施、福、贾、钟、裴、许、陆、屈、恒、积、欧阳、冒、游、符、关、伍、孙、叶、汪、雷、范、胡、曹、席、韩、韦、汇、钱、蒲、易、欧、武、谭、陶、卢、苏、丁、薛。

清光绪年间丽江的汉姓达126个，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发展到138个。其中有恢复原来姓氏的情况，也有后期移民的姓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族移民不断增多，大规模的移民势必会引起强势汉文化的渗入。

地处西南边陲的丽江长期处于木氏土司统治之下，从1253年忽必烈南征到丽江算起，至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木氏土司在滇西北的统治长达470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木氏土司对汉族移民多采取“以夏变夷”策略。《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担任翻译的把事“和姓。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明代木公在述怀诗中也说“四郡齐民一姓和”。这不仅针对纳西族取用汉姓而言，当然也包括了外来移民的姓氏。据传，明代木氏土司对外来者有两条要求：一是不许反叛；二是不得保留原姓，一律改姓为“和”。只有遵从这两条规定者，才给居住的地基和活动的资金，当然也可以长期居住。土司木泰时期推行强制改姓运动，一方面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汉文化与纳西文化融合，是汉人“纳西化”的运动，实现了“居楚而楚，居夏而夏”的同化。而且，当时木氏土司处于强势，所以，进入丽江的外来移民，都存在不断“纳西化”的问题。如上文所说，1949年丽江已经有138个的汉族姓氏，这些大多是明以来的移民发展起来的。进入到丽江的外来移民，一两代后就实现了“纳西化”。所以，数量上没有占优势的外来移民在纳西族社会中逐渐变为纳西人，这是纳西文化对汉文化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

秋水长天。

纳西文化与藏文化的互动

就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关系而言，与藏族的历史渊源深远。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藏文化对纳西族居住区的影响也是最突出的。由于文化具有相互渗透性，因此，纳西文化也对藏族居住区产生影响，从民俗文化、农耕技术、语言等方面表现出互动的关系。

首先，纳西族民俗文化对藏族居住区的影响。明代，木氏土司向北拓展，一度控制了昌都以南的巴塘、理塘、稻城的藏族居住区，“徙摩些戍焉”，通过“移民实边”政策，“麽些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如食品、礼节多习麽些也）。”民国十七年九月，民国政府决定建立西康省，把隶属云南的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维西县、阿敦子（德钦县）划归西康省，认为此区域内的藏族很多，而且云南省未能对他们进行较好治理。其实，这一区域的藏族只有5700户，而域内总户数超过15000户，不及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故，此区内居民以麽些为主，盖麽些多已汉化，其他民族之融合以麽些为中心也”。对融合于麽些的吐蕃，清代以来称之为“麽些古宗”，其服饰、礼仪、习俗多与纳西族相同。“1954年开展民族识别时，有人估计曾经在甘孜藏族居住区的纳西族最少有5000户，这个判断丝毫不过分，尽管现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纳西族人数不多。”再从民国时期今香格里拉市的人口变化也可以看出纳西族对藏族居住区的影响：民国二十一年，纳西族有12884人，藏族有9777人；民国二十八年，纳西族有8259人，藏族有8252人。可见，民国时期今香格里拉市的人口中，纳西族的人口数量超过藏族数量，而且分布于金沙江沿岸、大中甸、小中甸、三坝等地，称为“本地人”，民俗文化的影响是可见一斑。任乃强认为，“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为最优秀之民族也”“此开辟康滇间文化之三大动力……以丽江木氏图强，经略附近民族，为第一动力”。明代以来，木氏土司及后来管理者采用纳西族军政合一制度——“木瓜”“本孙”制度在康区推行，也是纳西文化对藏族居住区影响的表现。纳西族“木瓜”制度源于古代部落战争，形成于元代。“木”意为“兵”，“瓜”意为“管理”。清代木氏土司在康区衰败，“木瓜没有因为木氏土司的失败而从藏族居住区消失”。如，《红坡噶丹羊八景如意宝瓶底簿序》载“噶玛教派木瓜僧迪吉和诺布二人新建本寺……”杜昌丁在《藏行纪程》中载“碟巴之下有木瓜、神翁、头人等名色”。这些文献中都有“木瓜”官职之记载。“本孙”的“本”意为村寨、“孙”意为管理者或掌控者，是木氏土司在控制区内推行管理村寨的头人制度，它与“木瓜”制度一样延续到1949年。

其次，纳西族农耕技术在藏族居住区的传播。明代木氏土司向藏族居住区大量移民，战时为兵，在今天白松乡的河谷、山顶都有碉楼遗址；平时开垦造田，自给自足。以村寨为单位的移民带去丽江的生产生活模式，修沟造田、打墙建屋、种植红米。木氏土司统治中甸时期，派大批徭役开挖水沟、造梯田、种稻谷、种核桃。因不顾地理、气候条件，结果以失败告终。至今，在大、小中甸还保留着好几处稻田湾的地名，今天巴塘东南区的大片梯田就是纳西族移民修造的。得荣县白松乡的门扎、白松村是该县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主要种植旱稻红米，红米属于纳西人引进的品种，其种植技术和要求高于其他作物。至今保留有纳西人开挖的大水渠。纳西族的生产技术已在这些地方得到传播，“明季，当地藏族多使用硬质木做成的犁铧犁地，纳西族带去的丽江铁犁，使耕地的深度和速度都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地人将这种铁犁叫‘绛肯’（绛，藏语，对丽江纳西族的总称；肯，藏语，犁、铧。即为‘纳西犁、铧’）。”纳西族在藏族居住区传播农耕技术，带去生产工具和农作物种子，推动康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其三，纳西语在藏族居住区的影响。康南地区有不少以纳西语命名的地名。《乡城县地名录》中的“热公”（绛岗），意为“纳西族居住之地”；《稻城县地名录》中的“巨龙”（绛让），意为“纳西人的水沟”。今香格里拉市是受纳西语影响最深的藏族居住区，藏语方言中的纳西语借词占相当比例。小中甸和东旺的藏语中夹杂有很多的纳西语，小中甸的藏族群众对核桃、蚕豆、玉米、衬衫、撮箕等物的称呼都借用了纳西语。由于借用的纳西语词汇不少，形成了康巴方言区的南路语群中的特殊土语。在今香格里拉市的高寒山区，至今还有很多纳西语地名，如，大中甸的吾日、洛东、洛茸、吉利古、格都、布伦、阿极、川词、阿日克、古孜莱、白色词等，小中甸的日吕、木鲁古、瓦嘎、吉沙等。纳西语对藏族居住区的影响远不及藏语对纳西族的影响，但从以上这些事例说明了纳西文化对藏族居住区的影响。在民族杂居区域，民族文化的交融就是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推进区域内民族团结和发展的需要。

丽江古城一角。

纳西文化与白族文化的互动

历史上，纳西族与白族地缘关系密切，文化交流也很频繁。在东巴经《崇搬图》中记载了纳西族、藏族、白族是一母所生的3兄弟，白族排行老三。南诏、大理国时期，纳西族与白族之间关系紧密，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明代以来，纳西族与白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更加频繁。据光绪《丽江府志稿》记载，与纳西族交往的白族有两支：僰人，即为今大理州内的白族，又叫民家；剌毛，专指生活在澜沧江、怒江的“那马”白族。《维西见闻纪》载：“那马，本民家，僰人也……麽些谓之那马，遂以那马名之，语言实与民家无异，男女衣服之饰，杂用古宗、麽些之制，而受制于麽些头人、土官。”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白族，多数在清代中后期迁居丽江，其中，居住在古城区金山街道、七河镇和玉龙县巨甸镇的白族多从大理州鹤庆县迁来。居住在玉龙县九河乡、石头乡的白族多从大理州大理市、剑川县迁来。他们长期与纳西族杂居，不断调适民族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的民族关系。纳西族对白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服饰、语言、宗教信仰方面。

纳西族服饰对白族的影响是明显的。例如，九河乡的白族妇女服饰吸收了纳西族妇女以双带束于胸前的羊皮披肩服饰习俗；已婚妇女所戴的“璀帽”与纳西族妇女的“古资”有渊源关系。九河乡白族妇女的围腰长而宽，大理州白族妇女的围腰则短而窄，显然，九河乡妇女的围腰从纳西族妇女的十三褶围腰简化而来。

目前，学术界对白族语的归属分歧还很大，但在与纳西族长期交往中，白族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山土语、九河土语。白族与纳西族交往过程中，因为彼此语言中的很多字词发音相同，而意思大相径庭，所以，经常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方便语言交流，丽江白族有意识地对彼此容易产生歧义的字词进行变调和改字处理，如，凡是跟纳西语有冲突的就刻意改变。由此，丽江一些地方的白族与剑川等地的白族进行沟通时有些障碍，形成有区域特色的白族语言。

宗教信仰既有民族性也有地域性。丽江白族为求得生存，对纳西族的神也有信仰。震青山下的东山庙是清代乾隆年间照搬大理州鹤庆县石宝山的东山庙而修建。白族人民认为，每年农历二月八日是东山老爷的生日，他跟纳西族的战神“三多”在同一天出世，所以，丽江白族也在北岳庙举行祭拜活动。

丧葬方面，有些丽江白族跟纳西族一样，父母过世的“四七”那天，由死者女儿来筹办宴会，而在大理市、鹤庆县等地没有这个风俗。丽江白族在语言、服饰、信仰等方面与大理州白族差异明显，这是长期以来与纳西族文化互动的结果。

总之，明代以来，纳西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往中，既有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一面，也有纳西文化影响其他民族的一面。这种时空的互动推动了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并形成兼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