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   以文化人

——浅谈管学宣对丽江的贡献（上）

杨林军（丽江师院）

自清雍正元年丽江“改土归流”，共有75位流官担任丽江府知府。有的未到实地任职；有的不仅前来任职，还卓有政声。其中，第五任丽江知府管学宣颇有政绩，在儒学推广、社会发展等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也是担任丽江府知府时间最长者，长达八年。然而，管学宣治理丽江的事迹仅在《丽江府志》中有所提及，所以鲜有深入研究他的成果问世。最近，我从史海中觅得《未亭文集》，又据此追踪管学宣曾任地方的史乘，补遗其宦绩写成此文。

管学宣其人

管学宣（1690年—1768年），字虎臣，号未亭，又号武门，今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城南巷人。“嗜学敦门内，行言动悉准礼法……以府试冠军入县庠……中康熙丁酉举人。戊戌联捷第八名进士，入教习馆，期满，御试一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举人，次年中戊戌科进士，中式三甲第五十名。可见，管学宣博闻强记，对待科考甚是用功。雍正二年（1724年）遇上“临雍大典”，他被补授国子监，后任直隶庆云县知县。在任期间，他“痛革陋例，查赈水灾”，直击社会弊病。雍正四年（1726年），管学宣升任山西直隶沁州知州，“除盐规，减差派，筑社仓，兴书院，士民德之”。因有政声，在他离职之时，“士民刻石颂之”。他的父亲在雍正六年去世，此后，管学宣在家丁忧三年。雍正九年十二月，他服阙调任云南，初任剑川州知州，旋即派往临安府石屏州平定土目之乱，“值土目矣执中构，倮贼普业乐攻掠石屏，知府委派办军务”。因平定有功，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他被委任为楚雄府同知。这期间，他还主持疏通昆明金汁河，作有《金汁河善后说》《金汁河岁修议》两篇专文，亲临现场发挥民力，“此后三十余年未有水患”。此外，他还治理米市，“旋委西寺平粜，民商称便。”雍正十二年、十三年分别被委任为个旧、永盛厂务及镇南州（今云南省南华县）知州等职务。

时值丽江府知府缺位，在云南布政使陈弘谋等人的举荐下，他于乾隆元年升任丽江府知府。“兹据布政使陈弘谋会同按察使徐嘉宾详称，查有楚雄府同知管学宣，先由云南鹤庆府剑川州知州引见，奉旨管学宣人去得，着命往云南交与总督鄂尔泰以直隶州知州，或以知府酌量，题补，钦此。自题补同知以来，居官端慎，才具明练，先经委署镇南州事，继奉委官厂务，俱肯实心办理，请以升补丽江府知府，实属人地相宜”。他在丽江“设义馆，大变陋习”。乾隆五年、六年（1740年、1741年）间，他还兼任永北府知府，结合民族地区实情，“条议苗疆改辖流土，兵民便之”。所属辖区的土司送来厚重礼物，他一概谢绝，避免沆瀣一气之嫌，为官清正廉明，革除歪风邪气。当时永北守兵米粮供给不足，他自己掏钱照价补足，不向百姓摊派，减轻百姓负担。至乾隆八年，因其母年逾八旬，根据清代相关条令规定告假回乡终养。乾隆九年春，管学宣回到家，母亲的病情得到好转。乾隆十年二月母亲病故，管学宣在家丁忧。“丁忧服除，补常德知府”，乾隆十三年（1748年）任命湖南常德府知府，未能及时到任，在友人举荐下才得以继任。在常德府任职期间，“清理滞狱”，认识到“郡邑武沅龙三处毗连，洞庭堤防最重”，加大对洞庭湖湖堤的修缮；由于常德府所属的沅江县令用费无度，财力亏空。作为上司的他借路费向中央朝廷说明原委，但因连带责任被问罪。

乾隆十八年（1753年），他被降职调任临安府石屏州知州，在石屏一待就是七年。他一来就处理“追吴案欠项四万八千有奇”、涉及百余人的经济冤案得以昭雪；开浚异龙海口，重兴龙泉书院，修建明伦堂、流沙桥、先农坛、龙王祠、十公祠、寅宾馆等；修海东、宝秀、黄栗哨各处公廨，以及地震摇损城楼垣堞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时年七十岁的管学宣以“年老耳背”为由告老还乡。他走时，“屏民泣饯，立《德政碑》，鸿博侍御张公月槎为文记之。归之日，行李萧然，琴鹤外止剩图书，依然一老书生也”。为官一任，造福石屏百姓，而他没有带走什么，就连自己的俸禄也多用于发展地方，孑然一身像个老书生离开。这是何等高尚的为官品格。

返回乡里后，管学宣与兄弟阖家安享晚年，其乐融融。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倡修了《管氏上巷浮山两派合谱》宗谱，作有序文。他“绝迹城市，静居花桥别墅。自署其堂曰‘思诚’”。平日与子侄讲论经史，对存养之道颇有领悟。他对乡里的文教和德行很有影响，时任江西巡抚吴绍诗特赐“平都朔望”匾额以表其功。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管学宣去世，享年78岁，副都御史傅为詝为之作墓志铭。管学宣著有《未亭文集》《武门诗抄》《丽江永北夷图考》《清香阁制艺》等十五种。

管学宣“性孝友，言行以古人为法”，为官四十载，历任数职遍及四省五地，在丽江和石屏的时间最长，颇有政声，“所至立去思碑”。管学宣离职154年后的光绪丁酉年（1897年），丽江缙绅耆老还为他立了“德政碑”，追思景仰、彰德扬名，树范之意了了可见。今有《未亭文集》四卷存世，《武门诗抄》未见，其诗文散见于他曾编修的志书中。如，《乾隆丽江府志略》收录有文4篇，诗10首；《乾隆石屏州志》收录有文6篇，诗21首；《雪麓文集》收录有文4篇。他是清代丽江知府中最有作为的流官之一。他倾力兴学重文，重视农业发展，力推移风易俗，为丽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管学宣其人其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任丽江知府期间，清正廉明、勤政为民，卓有政声，为百姓爱戴和敬仰。他在《归思二截》中说：“官贫莫比赤黎富，养薄须求菽水欢。”这是他清正廉洁的最好写照。之后，他在常德府、石屏州为官亦如此。

丽江古城。

管学宣治理丽江的主要业绩

杨馝、管学宣、马毓林、余长庆、辛本婺、王厚庆、李盛卿等到实地任职的流官均有事迹、有政声。其中，管学宣在丽江八年，在儒学教育、发展农业、建设基础设施、编修志书等方面成就突出，影响深远。

（一）移风易俗，推广儒学教育

管学宣任丽江知府前，杨馝等四位流官已经治理丽江十二年，丽江的一些社会风气已有改变，但在四百余年的土司管辖下，积习过重，一时难以改变。“改设未久，风气仍靡，虽尼山木铎，猝不能振聋发聩”。作为流官，首要任务是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稳定。他充分认识到移风易俗的重要性，为此，他以教育作为重要抓手。

修缮官学、义学、书院等办学场所。管学宣、万咸燕筹集经费，在1739年到1740年间修缮了府学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照壁、泮池，修建两庑、大成门、棂星门、魁星阁，极大提升了府学的教学场所，为大开儒学之风提供了基础条件。作为官办的初级学校，管学宣到丽江时府城仅有4所义学，受众面较窄。为扩大儒学，他在任内于人口稠密的“东河、白马、吴烈、剌沙、七河、九河、通甸、巨甸、江西、树苗、小川十一处”各设置一所义学馆，之后又在“玉河、剌是、剌缥、山后、上温井”等五处创办义学馆，加之府城内原有的4所义学馆，义学已扩大到20所，最远的到江东树苗村。作为民间文化荟萃之地、人才聚集之所，书院也是地方文化教育的重要传承点，历来为地方官员所重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通判樊经在丽江初创玉河书院。乾隆四年（1739年），管学宣主持重修玉河书院。乾隆二年，管学宣还重修了雪山书院。至乾隆六年，丽江府先后创建书院、义学共计22所，为广大老百姓的子弟接受儒学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场所。

筹措经费、力邀名师，保障兴起儒学教育。为顺利开展儒学教育，管学宣大力裁减府衙开支，以填补教学经费的不足。1737年，管学宣新建11所义学，提供束脩银子132两，保证了正常的教学开支。从长远计，他将漏交官田地租的银两追回，用于学校经费开支；收回的官田作为书院、义学的学田。如，李吉利隐种的官田38丘、官地11块，全部收回作为雪山书院的学田。此外，他身先士卒捐出俸禄，鼓励和动员有条件的官吏、商户捐款助学。1737年，管学宣捐银70两买了232亩地，拨给雪山书院作为学田。1739年，他捐银14.5两，买地添为雪山书院的学田；捐银48两作为剌缥、剌是、后山等地义学费用和玉河书院的束脩银。管学宣在丽江有记载的捐款数超过200两，约为他两年的年薪。他倾尽全力从根子上改善丽江的教育条件，成为丽江教育的功臣。

管学宣发现丽江师资极为欠缺，名师寥寥无几，提出，作为义学的教员，录用标准为“品行端谨者”，如果选不到文理兼优者，至少要“汉夷话俱通、文理平顺，可以训蒙者”。他从当地举人中聘请老师，还从昆明、大理等地聘请有名气的教师来授课。如，从大理聘请名宿杨济任雪山书院山长数年，乾隆六年聘请大理廪生杨泽为雪山书院山长，邀请呈贡举人孙似茗为督学等。教授万咸燕“通经术，富于年力，例得谒郎官选，顾迄身学宫”，在丽江府任教授一职长达十六年，“其志盖乐与诸生讲求道学也”，对丽江教育的贡献同样突出。

通过几任知府、教授的努力，丽江学子在会试中表现优异，“列优等者五人，补弟子员者六人，学使中峰蔡公，称其文深醇典丽，与滇西诸郡邑埒”，为之后丽江的汉文化普及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时时不放心”的精气神鞭策和鼓励学子。为保障士子安心读书，管学宣规定“子弟不赴学者，责提父兄；保甲不督催者，予以惩儆。”即，凡是子弟不来上学的，严惩父兄；保甲不督促、不催办的，惩罚乡保。他下令乡保庄户每年按规定向学校交米。他还深夜出巡，发现挑灯夜读的勤学者就在其门上作记号，次日叫人送去柴米以资鼓励。管学宣和教授万咸燕还亲自督学和授课，“每月聚集诸生亲自课文二次，汲汲遑遑，不敢少怠”。每到考试，管学宣一定亲临，对学生的试卷“手披口吟，津津讲说不倦”，还亲自带学生参加乡试、会试等。

管学宣非常重视鼓励学子。他到丽江后发现，“诸生十数人，言论丰采，且喜且惧。是邦僻在滇末，夷俗昔为王化之所不及”“曩者，冒籍充塞丽士籍以不振焉”。丽郡人士当时只知道耕种和游牧，没有贤明的父兄让子弟勤奋读书，“改土归流”二十余年，土司科派、累民陋例渐次革除，但“夷风未能遽易，夷俗未能遽移”。主要原因在于“自元至明文教不讲，礼义廉耻荡然无存，渐积致然”。要改变这种风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从“植纲扶常，敦诗说礼，兴教明信”等方面入手，把封建正统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雪山书院建成后，“虽有书院而实无明师以课士，其他附城十二里及山外荒徼，千百里内弦诵无闻，实不知《诗》《书》为何物”“雍正十二年，前藩宪陈详明督抚两院，宪于各处设义学，诚为用夏变夷至要，其在丽江尤急”。在管学宣之前，靳治岐在白沙设一所义学，捐银一百两；署府姚应鹤捐三十余石米，此后继任者在兰州、下井义学各一所。管学宣初到丽江，见“文武生员十余人，相其衣冠，不是青衿；听其讲义，全未通晓。始而骇异。”由于儒学兴起，“丽郡自设学以来，每遇岁科，本处鲜应试者。则就大理城中大罗试之日，由学官开具真土著数名，求文宗择其略识字句者，取进一名或二名。而上以故，设学数十年，而文生居址在丽者，不过二十人，武生十余人，其余俱系外籍。”接着，他列举进士龚渤和举人蒋廷献、汤相、杨天德等都不知道自己居住在丽江的什么地方，而官员则借助他们来彰显“文治之盛”，其实是“非丽有也”。管学宣直接说中要害，称其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一个直呈事实、刚正不阿的知府形象跃然纸上。管学宣认为，“夷俗恶陋不堪”，原因在于“数千年来无人读书、无人明理。锢蔽已深”。要改变这种局面，“唯教之读书，渐通礼仪，渐讲伦常，渐知廉耻，然后可以感发兴起。”管学宣认为，通过读书知道内地的礼仪、伦理纲常，一个人就能在内心判断廉耻，之后就会影响周边的人，从而实现移风易俗。

管学宣离任后仍关心丽江的教育。离任前反复叮嘱：“书院义馆为教学明伦，移风易俗必不可废。”对于书院、学馆的经费，他也作了安排：“书院束脩膏火不敷，及历年筹划添补之处，据实开具清册，呈详宪台核裁。”可见，管学宣是真正办事之人，对丽江的教育作了长远打算，解除了后顾之忧。

他离任后仍与束河和宗顺之子和旭多有书信往来，无不提及丽江的教育。管学宣很看重和旭，在《与和生旭书》中，既透露自己不顺心的经历，也对和旭以及丽江的教育充满关心和牵挂：“不见哲士，今经十三年……生因公降调，待罪石屏。原以私负莫偿，不得已五斗折腰。”这时的管学宣已经被降至石屏。三年后，管学宣再次写信给和旭，问候他的父亲时提到“率稿寄上，希为斟酌”，该文即《公祝耆德和乐天八袠寿序》。而最让管学宣放心不下的是丽江的教育、丽江的前途命运：“赵、杨二生得捷，亦是雪山丽水，文风当盛之候……二生当同来会试，应不弃我，希发一札，带至竚望。”“赵、杨二生”指赵贤（乾隆二十四年举人）、杨士荣，他们给管学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希望这两人都能来参加会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