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忆戎程

李  淑（口述）  杨沛诚（ 整理）

铁马金戈万里行

我出生在古城区文化街道本其村。在省立丽江中学求学时，日寇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为了报效祖国，1939年初，我与两个同学从学校逃到昆明，在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当兵（两个同学此前已被家人带回）。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我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军事知识有了明显的提高，连长叶冠军很关心地问我：“你有初中文化，为什么不去考军校？”后来他让我当班长，还派我去军事训练班学习。

1939年11月，日寇从钦州湾登陆，我师在广西昆仑关构筑防御工事，阻止北犯日军。敌机在阵地上狂轰滥炸后，兵分两路向我阵地冲来，我方信号弹升空，阵地上所有武器齐放，猖狂的敌军成片倒在阵地前沿。第二天，我们又连续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直到天黑才停止战斗，但被日军占领的阵地上未见他们撤出，我们凭借熟悉地形，乘夜夺回阵地，抢修了工事，把伤员送往后方。天亮后，敌机又把阵地炸得天翻地覆，我军伤亡很大，我负轻伤，阵地又丢了。我军组织敢死队，再次在夜间夺回阵地。当时我报名担任敢死队长，我们集中了全团的冲锋枪，每人身挂10多枚手榴弹，乘黑夜摸到敌指挥部后方。因为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日寇一时摸不清情况，导致自相残杀。我们的后援部队也猛冲过来，阵地失而复得，团长戴安澜却受了重伤。在庆功大会上，我得到军部的嘉奖。不久，我升任为第600团第3营第9连连长。

血战东瓜城

1942年2月6日，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名连长，我跨出国门去印缅战场作战。当时，远征军辖第5军、第6军、第66军，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第9连是先头部队。

滇西的公路上车轮滚滚，沿途各族人民聚集在公路两侧，用米酒、瓜果为远征军饯行。在进军路上，我们高唱“枪在我们的肩上，血在我们的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到下关时，我面向故乡丽江方向行了个军礼，而后出保山，过怒江，经龙陵，越芒市，直奔畹町……

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地老百姓最恨英国人，而日本奸细早已渗透到缅北，到处张贴传单“是赶走英国人的时候了”，鼓吹日本军队将帮助缅甸独立，还收买了缅甸的一些僧侣帮腔。所以，我们所到之处，当地人早就望风而逃。我们经过毕热市时，当地华侨举着小旗夹道欢迎，把香烟、糖果等雨点般投进我们的车子，欢呼声让我们斗志昂扬。

到腊戍改乘火车时，因为当地的铁路指挥权在英国人手里，我们只得走走停停，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看到许多满载英军的列车仓皇后撤。3月8日我们才抵达缅南重镇东瓜（现名“同古”），因为镇里的铺面关闭，华侨送来大批慰问品。我还看到英军第一师防务部队的战士包着头、蓄着胡子懒洋洋地坐在沙袋上抽烟。我们的任务是抢修工事，利用城墙，构筑坚固的城内外、交通要道上的战壕、堡垒群，以及筠唐河两岸的纵深阵地，凭借同古城上下各3层的立体型防御体系严阵以待。

3月19日，日军第55师团以攻占仰光之余威，杀气腾腾地冲上皮龙河大桥。副团长黄先宪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四起，我们歼敌300余人。我军打了个漂亮战之后，日军向同古城急速增加4倍于我之兵力。21日的激战中，我方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阵地岿然不动。我后脑负伤，军医给我缝了5针，包扎好后继续坚守阵地。22日、23日，敌机轮番轰炸，同古城变成一片废墟，在作战白热化的情况下，戴安澜师长召开团级干部会议，并留下遗言：“余誓与同古城共存亡，余死后由高吉人副师长代理……”于是，所有军官都仿效他指定代理人。我们依然在城防工事里与敌周旋，坑道和掩蔽所用的是粗大的楠木，硬似钢铁。待日军步兵冲来，我们从坑道里扑出去战斗，第600团伤亡很大，第9连仅剩10多人。

黄昏，我们奉命撤出阵地，退守铁路以东。经过10天血战，因为援军始终未到，第22师只得孤军作战。全体将士虽有死战的决心，但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于是，戴师长领着数千名官兵，乘漫天浓雾撤离同古进入密林。

天刚亮，敌军3个师团总攻同古城，同古城顿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我们到腊戍西南郎科地区时又遭到敌人伏击，戴师长不幸身中两弹，当场壮烈牺牲。他指挥的12000多人仅剩下3000余人。这次战败其实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英军临阵惧战、未战先逃的结果。

部队重新整编后，我回了一趟丽江。

丽江山村田园。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到丽江，当时的县训所所长周凡是我读初中时的班主任，他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重返昆明找他的叔父周咏南将军。周咏南是“中央军事委员会驻滇干训部”主任，他委任我为步兵大队区队长。

干训部专门轮训从连长到师长级别的干部，学习的主要科目是美式武器的装备技术和各种战术，教官全是美国人，我只负责行政管理，带队到训练场向教官报告人数。对我来说，这是提高军事素质的机会，经过学习，我有了较大进步，还认识了很多师长，被调到暂编第19师。日本投降后，我们奉命到越南参加受降仪式，全师编入第60军，我任第182师第545团第3营的连长，后升任该营营长。

1946年4月，第60军由越南海防登上军舰，被调往东北打内战，首批第184师登陆后，被东北民主联军打垮了两个团，潘朔瑞率师直一个团起义，第60军的兵力只有182师、第21师了，主要任务是守卫铁路沿线，有时配合友军打小仗。1947年秋季，第60军派一个师保卫吉林，我营守卫小丰满水电厂。吉林是必争之地，中国共产党派来早已到解放区的张冲将军，在第60军的周围宣传“我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云南的官兵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传单满天飞。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是大理人，专门来做第60军的统战工作。

当时，卢汉奉命到东北，让部队退出吉林、保卫锦州，与云南籍军官龙泊泉、孙渡两部遥相呼应。但兵临城下时，曾泽生军长为云南儿女的生死存亡而焦急，我团副团长赵国光是中共地下党员、云南大理人，曾泽生军长就派他和副师长李佐去见周保中，并达成共识。1948年9月12日，第60军宣布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

部队起义后，我到哈尔滨“东北政治大学”学习，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毕业后到驻北京郊区的第47军报到，分配在第141师教导队当教官。后来，随部队进北京城，改编傅作义的部队；南下参加宜昌战役后，在宜都休整……

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全师人马走羊肠小道和捷径，每天行军百余里穿插、拦击公路上的国民党部队，于川、湘交界地抓获兵团司令员宋希濂和数名军长、师长，完全打破了蒋介石在西南决一死战的布置。我亲身体会了国民党军的“兵败如山倒”，解放军的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一路上只有零星的战斗，未遇过顽强的抵抗。到处是走散的国民党兵，其中一些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源。

我们到重庆时，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已带着老婆和秘书飞往香港，丢下总统府的大批人员……我们赶到成都机场，听说蒋介石前天才飞走的。部队又向云南方向挺进，中途传来卢汉也起义了。第141师属于四野，返回重庆休整，进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领着军直属部队也来到重庆。部队在重庆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分配到每个连队当文化教员。随后，部队调回湘南、湘西剿匪，我被调到军教导队当教官……

参加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开始，第47军等部奉命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20多万人马于1950年10月8日晚上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过鸭绿江，出其不意逼近“联合国军”，来了个迎头痛击，取得抓获战俘多人、收缴武器弹药无数的辉煌战果。我是第47军第141师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在朝鲜战场每天腰挂手枪、身揣地图深入前沿阵地，在枪林弹雨和敌机轰炸中察看敌方指挥所及火力点、活动路线、山峰高度距离，并清楚地标志在军用地图上提供给首长。

有时我也加入作战部队参加作战。说实话，我们志愿军官兵的爱国心强、政治思想素质好，与高度机械化的美军进行过5次大战役、近百次战斗，哪怕没有了子弹，我们也像在东瓜战场上一样拼刺刀、徒手搏斗，伤亡惨重。不久，我升任师参谋长，虽然多次负伤，也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幸存者，还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颁发的“二级英雄”勋章。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第47军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回国，在朝鲜人民的热烈欢送中乘火车回到祖国的安东市。出国时这里是被美机炸死200余人的地方，如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最亲爱的志愿军叔叔”的喊声此起彼伏。在欢迎大会上，军政委陈发洪以《胜利归来》为题发表了震撼人心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和全体指战员。

从抗战到抗美援朝，我先后获得过抗日战争勋章2枚；解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的5枚纪念章；中国人民慰问团授予的“和平万岁”纪念章1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授予的“抗美援朝纪念章”1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英雄”勋章1枚、军功章2枚。还被志愿军总部记大功、二等功各一次。

身在异乡  心怀祖国

1956年，我从第47军第141师转业到湖南湘潭地区担任地区供销科长、主任、经理直到离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受到冲击。1980年我回过丽江，1981年得到上级批准去日本与老伴安度晚年，但我和在湖南工作的长子李吉松仍是中国国籍。我虽已侨居日本，但每天都通过电视、收音机等了解祖国的情况。

我已是迟暮老人，却一直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该文原载2023年《古城文史春秋》，编者有修改。图片由周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