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架飞机上的云

——一名聋人足球队教练员的自述

王裔松（丽江特殊教育学校）

我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存了很久。每次翻到它，我都要看好一会儿。

2025年夏天，一架飞往全国残特奥会赛场的飞机上，我的几个队员挤在窗边，安静地看着外面。舷窗外是厚厚的云层，阳光把云照得发白。没有人说话——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的眼睛亮得发烫，嘴角带着藏不住的笑。那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从云端往下看。

我坐在过道边看着他们的侧脸。飞机爬升的时候，机身轻轻颠了一下，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回过头，用手语急急地问我：“老师，飞机会不会掉下去？”

他叫小和，是队里年纪最小的，刚满十四岁。他的手指微微发颤，眼神里透着害怕。我凑近一些，用手语告诉他：“不会的。飞机很安全，比坐汽车还安全。你看窗外，我们已经在云上面了。”

他半信半疑地转过头，又死死盯着窗外。旁边几个比他大的队员看见了，纷纷用手语安慰他。马夏林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比画着：“怕什么，我们连在水泥地踢球都不怕，还怕坐飞机？”谷进雄也凑过来比画：“老师说没事就一定没事。”

我看着他们用手语交流，手指在狭小的座位之间翻飞，没有一点声音，却比任何对话都让我觉得踏实。那一刻，机舱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鸣声和偶尔的广播声。可在我心里，那些翻飞的手指像在演奏一首无声的乐曲。

小和后来渐渐放松了，也开始挤到窗边去看云。他回头冲我比画：“老师，云朵真的像棉花糖。”我笑着点了点头，但眼眶已经红了。

回想五年前我刚认识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连足球都没碰过。而今天，他们正在飞往全国残特奥会的途中。

2020年，我刚到丽江特殊教育学校的时候，学校打算组建一支聋人足球队。说实话，我当时没把它当回事。

我们没有场地。学校只有一块不标准的足球场，场地坑坑洼洼，球场的边界就是几个长长的坑。隔壁学校学生踢到我们学校里来的几个破了皮的足球成了我们的“宝贝”。当时我还不会手语，和孩子们交流全靠比画手势、用手机打字。一个简单的传球动作，我要示范几十遍。所谓训练只是带他们跑步、玩球，只要他们高兴就行。

慢慢地，我发现他们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我展示的一些花式足球技巧，他们会很认真地练习，还会围在一起讨论动作技巧。过几天，他们会争相跟我“邀功”。

那一年马夏林才十岁出头，瘦得像一根竹竿，身体协调性很差。在我看来，他并不适合踢足球，于是安排他当守门员。

有一次训练结束，他掀起球衣擦汗，我瞥见他的腰侧黑了一片。走近一看才发现是血迹——人工草坪的塑胶颗粒磨破了他的皮肤，从腰侧到大腿都受了伤。我蹲下来想看看伤口，他却朝我笑了笑，用手语比了个“没事”，转身跑回球场。

谷进雄刚来的时候，连看人的眼神都是躲闪的。他的听力损失很重，从小就被人叫作“哑巴”。他走路永远低着头，可一到球场就挺直脊背。有一次训练结束，他跑过来用缓慢的手语告诉我：“老师，我想让别人看到我们。”

我看着他的手，又看着他的眼睛，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想，这群孩子在水泥地上摔倒了就立即爬起来，身体磨破了皮也不吭声，几年来没踢过一场正式比赛，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不踢了”。他们那么拼，我这个教练就只打算带他们“玩玩”吗？

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小时候的我也有过足球梦，想过站上职业联赛的赛场，听着看台上球迷的呐喊奋力拼搏。后来，这个梦想被生活压得越来越小，甚至淡忘。但马夏林的伤痕、谷进雄闪亮的眼睛，像一把铲子把我当年的梦想又挖了出来。

第二天训练结束，我把所有孩子叫到一起，用不大熟练的手语告诉他们：“我要带你们去踢很多比赛，带你们去看外面的 广阔天地。我保证。”

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但没有人笑。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举行。丽江特殊教育学校聋人足球队代表云南省出战，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以4:1战胜四川队，勇夺听力男子组全国冠军。

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

我不再把训练当成“玩玩”。我跟着手语老师刻苦学习手语，把“越位”“角球”“防守反击”等足球运动术语编成几十个手势。手机里存满了战术示意图，孩子们理解不了，我就一张一张翻出来在上面画线、画箭头，直到他们点头为止。

为了克服听力障碍，我专门设计了视觉训练方法，让他们时刻紧盯滚动的足球，同时通过队友间的手势提前沟通传球路线，从对手的站位调整自己的位置。慢慢地，在无声的世界里，我们之间有了很大的默契——有时只需一个眼神，他们就能明白我的意思。

每天下午四点的训练课，孩子们总是提前到场热身、颠球。一个动作重复了几百遍，但没有人喊累。手臂和膝盖上的旧伤痕旧还没消，新的又来，也没有人喊停。

2022年，我们第一次走出丽江，参加云南省残运会。那是丽江聋人足球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比赛上，最终我们取得第六名的成绩。比赛结束后，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我也躲在角落里哭了。

2024年，有三名队员入选省队后参加全国比赛。面对听力健全的对手，他们凭借默契的配合拿到全国第四名。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站在台下看前三名领奖，拳头攥得很紧，眼睛里满是渴望和不甘。回来的时候，他们拉着我的手咬着牙比画：“老师，差一点就上领奖台了。”

我比画：“不差，你们已经很棒了。”他们摇着头比画：“不，下一次一定要站在领奖台上。”

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特奥会的参赛资格真的来了。

出发那天，孩子们在车子上很安静。我能感觉到，那种安静和平时不一样，那是屏住呼吸的安静，是把激动压在心底的安静。

到了机场，他们一直跟在我身后，换登机牌、过安检、找登机口的过程都安安静静，只是眼睛一直往四处看，看候机大厅的玻璃幕墙，看跑道上的飞机，看地勤人员挥动指挥棒。没有人出声，但我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

登机后，他们找到自己的座位，系好安全带安静地坐着。有几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盯着舷窗外的跑道。飞机开始滑行、加速、抬头、离开地面，他们还是安静地看着窗外，紧盯着越来越小的房子和越来越远的山。

正是在那个时候，小和回过头来，用手语问我飞机会不会掉下去。

我回答了他，其他孩子也用手语安慰了他。那一刻，机舱里没有一点声音，却比任何喧闹的客舱都让我觉得温暖。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学会互相照顾了——这些曾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孩子，已经学会安慰别人。

飞机穿过云层，机身平稳下来。小谷终于彻底放松，又开始挤到窗边去看云。他突然回头对我比画：“老师，我要在比赛中进一个球。”

我冲他点了点头，竖起大拇指。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不是我带他们去圆梦，是他们带我去圆梦。

我的那个以为早已淡忘的足球梦想，被这群孩子用五年时间一点点给我捡了回来。而今天，他们正飞向那个我做梦都想站上去的地方。

比赛那天，我站在场边看他们伴着出场音乐从球员通道出来。国歌响起的那一瞬间，我激动得无以复加，这些孩子真的靠着一双胶鞋、一个缝缝补补的足球，让我站在全国比赛的赛场边。

他们听不见哨声，眼睛只能死死盯着裁判员的手势。他们听不见队友的呼喊，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球就能准确地传到该去的地方。

小谷没有进球，但拼到了最后一分钟。终场哨响起的时候，他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地比画：“老师，下次我一定进球。”

最终，我们取得全国第九名的战绩。

丽江特殊教育学校聋人足球队合影。

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苏比古，是足球队里最沉默的一个。我这辈子最不想讲但又最想讲他的事。

他是在山区长大的孩子，家里穷，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在县城的一家足疗店当保洁员，一个月挣不到三千块钱。两个姐姐都在读大学，学费全靠助学贷款。苏比古从我们学校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回到了那个只有老人和小孩的村子里。

那一年半，他几乎把自己活成一块石头。

我去过他家。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黑漆漆的，他正一个人躺在床上，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的脸，也照亮了屋子。因为不会说话、听不见声音，村子里没有人能和他交流。母亲在县城打工，很久才回来一次。两个姐姐在外地读书，偶尔来个视频聊天，他只能看着屏幕里的姐姐张嘴、闭嘴。

他就那样过了一年多。五百多个白天、黑夜里，旁边唯一的声音是从手机里游戏和短视频发出的。

2024年秋天，我到他们的家乡送教。忙完一天的工作，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出来，我请你吃饭。”

我们坐在县城的一家小饭馆里。我点了一盘炒肉、一碗汤、两碗米饭。他一直低着头吃。吃到一半，我放下筷子，看着他的眼睛，用手语问他：“苏比古，你打算一辈子都这样吗？”

他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

我继续很慢但很重地比画：“你要一辈子让妈妈养活你吗？你的妈妈在足疗店做保洁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的两个姐姐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呢？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你现在的样子配得上‘男子汉’这三个字吗？”

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在发抖，想表达些什么，但手指抬起又放下。

我没有停下。我知道，有些话如果不说透，他的一生就真的完了。

“浙江队正在招队员，我已经联系好让你去试训。但是，苏比古，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连买球鞋的钱都还要跟妈妈和姐姐要，你就不要去了。我要的是一个能扛起自己、扛起这个家的男人，不是去球队里混日子的。”

说完那句话，我没有再看他，端起碗把剩下的饭吃完。

沉默了大概两三分钟，我看见他把筷子轻轻放下。

苏比古抬起头，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流下来了。他用袖子胡乱擦了一把，然后抬起手，像用尽了全身力气似的对我比画：“老师，我要踢球，我要挣钱，我要赡养妈妈。”

晚上，我在宾馆的阳台上站了很久。

我想起，刚到丽江特殊教育学校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带一支球队去参加比赛。可后来，马夏林掀起球衣露出磨破的腰侧时，谷进雄用手语说“我想让别人看到我们”时，苏比古在饭馆里哭着说“我要赡养妈妈”时，我一次又一次发现，这群孩子给我的东西远比我给他们的多。

苏比古去球队以后像换了一个人。他练得比谁都多，来得比谁都早。别人练一百次射门，他练两百次。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对着墙壁一脚一脚地踢球。他的球鞋踢烂了两双，第三双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他到县城的一家快递站打零工，攒了两个月的钱买了一双打过折的足球鞋。那天，他把鞋捧到我面前，用手语说：“老师，这是我自己挣的。”

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就转过身去，眼眶已经红了。

最终，他如愿入选浙江省聋人足球队，并且参加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五人制聋人男子组的比赛。他在比赛中发挥超常，更是在决赛中攻入制胜一球。赛后，他跑到场边，朝着丽江的方向深深鞠躬。我知道，他在感谢那所小小的学校，感谢那块破旧的球场，感谢那个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的自己。

夺冠后的苏比古在第一时间与我视频聊天，手里抱着冠军奖杯，胸口挂着金牌，哭着比画：“老师，我拿到冠军了。谢谢您。”

他回到丽江的那天晚上，我把孩子们叫到一起，用熟练的手语告诉他们：“谢谢你们。五年前，我说要带你们去踢很多比赛，去看更广阔的世界。今天，你们帮我做到了。是你们圆了我的梦。”

一个孩子用手语回我：“老师，是你让我们知道，除了听不见，其他的我们什么都能做到。”

看到那张飞机上的照片，我依然能想起那天安静的机舱，想起小和害怕时颤抖的手指，想起其他队员安慰他时翻飞的手语，想起他们趴在窗边看云朵的样子。没有声音，没有喧闹，只有亮晶晶的眼睛和藏不住的笑。

那不是一张热闹的照片，但它比任何热闹的画面都更让我心动。那是梦想安静开花的声音，是一个普通老师和一群特殊的孩子，用五年时间从破败不堪的球场走到全运会的赛场上，彼此搀扶、彼此成就的故事。

有人问我，王老师，你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笑了笑。我的目标不是奖牌，不是名次。我只想尽我所能，让更多的孩子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站在更好的赛场。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门，没有一扇对拼搏者关闭。

你的坚持会点燃别人的梦想，而别人的努力也会唤醒你心底的火焰。

这群听不见声音的孩子，用他们的奔跑唤醒了我，而我只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陪他们跑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