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刘柳荫（永胜县）

今年6月8日是我的父亲去世40周年忌辰。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我的父亲出生于1919年农历八月。他幼年丧母，11岁丧父，从小由继祖母、祖父的姐姐抚养长大。

父亲自小体弱，但他一直主动为祖母分担家务，在苦难和磨炼中逐渐成长。父亲性急，做事勤快，说话的声音较大，邻居开玩笑说，父亲是“人小声气大，一屋装不下”。

父亲动手能力强，不仅做家里的活，邻里乡亲需要帮忙，他也总是主动前往。父亲讲礼貌，经常得到乡邻的夸赞。祖母虽是父亲的继母，但对父亲很好，为了让父亲过得好一些，她为父亲选择了一个殷实人家的姑娘，但那个姑娘嫌父亲穷，定亲后又悔婚了。

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刚好18岁，叔叔只有9岁。按当时的规定，不论贫富均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兵办法，有钱的人家可以“买丁替征”。后来实行的办法实际上是“两丁抽一”，因为叔叔年龄尚小，父亲就被抽走。

当时，被征的新兵称“学兵”，分期征，征到一期就训练一期。《永胜县志》记载，因为接到上级通知，父亲参加的这一期学兵在集训一段时间后就解散了。他们没有被送往前线，而其他几期学兵经过训练都被送往昆明集训，随后奔赴抗战前线。永胜县被送往前线的官兵有二百人，仅有五六名伤残者幸存返回家乡，绝大多数人都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

父亲最终没有上前线，但保长并没有把这个抽丁的名额免除，说等年龄够了就让叔叔去当兵。叔叔到十三四岁时，祖母把他送到在洱源做生意的亲戚那里暂避，保长知道后把祖母抓到乡公所关起来。一个家庭怎么离得开女主人？何况祖母是守寡人，年纪还不到40岁，怎能让她去坐牢？父亲赶紧托人说情，表示自愿代母受过。被关了半年多后，经亲戚多方疏通，父亲得以回家。

新中国成立前，永胜匪患频繁，三川坝子也饱受土匪的骚扰。土匪不仅抢粮食、牲畜，还抢人去做奴隶主的“娃子”，男女老幼都抢。被抢去的人受尽折磨，大多数没有回来的可能，极少数回来的人也已经或呆或傻。当时，人们出行都非常小心。有一次，父亲赶着小毛驴到山上砍柴，回来的路上遇到土匪。机灵的父亲刚听到土匪的说话声就丢下毛驴，往旁边的刺蓬里躲避。等到土匪牵着他的毛驴走远，父亲绕了一大圈路回家。没想到的是，他的毛驴在第二天居然自己回来了，依然驮着背上的柴火。

新中国成立时，父亲30岁。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新组建的各种单位都需要可以识文断字的人。父亲因为读过几年书，成为一名干部，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1950年1月15日，永胜县人民政府成立，全县正式解放。当月，父亲参加了民兵队，任本村“反霸”小组长。1951年7月至1953年1月，他在土地改革工作队任队员、组长，到鹤庆县第三区、永胜县第四区、第三区等开展“土改”工作，后又担任永胜县复查工作组组长。父亲于1953年入党，他为人正直、对党忠诚，为新中国贡献了毕生心血。

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父亲任过永胜县食品公司和专卖局副经理、经理，新民煤厂、华祝煤厂厂长。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是城关供销合作社的组建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地方政府更穷，合作社完全靠农民集资入股作为启动资金组建起来。

20世纪50年代，父亲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到河南郑州出席表彰大会。他还曾在中共丽江地委党校、云南省供销学校、景德镇陶瓷培训班等参加学习培训。

1959年4月至1962年9月，父亲调任永胜县陶瓷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永胜县瓷厂地理位置偏僻，父亲回家、回厂都步行。从城关坝子的东南角上山，要走三个多小时山路才到稗子河，县瓷厂的工房、库房、火窑、办公区、生活区等就分布在河的两岸。人们习惯称这里为“老碗厂”“小瓷厂”，也有人称“新碗厂”。它的全称是“地方国营永胜县陶瓷厂”，20世纪80年代改称“永胜县瓷厂”。

任瓷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期间，正值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父亲与职工同甘共苦，克服各种困难，依靠技术力量生产出可与景德镇瓷器相媲美的“细白薄瓷脆碗”系列产品，同时试制、生产各种生活用陶器。这一时期，丽江地区瓷厂（大厂）按上级要求生产赠送外宾的国礼瓷，县瓷厂遵照指示全力配合丽江地区瓷厂生产国礼瓷。

因长期患有胃病，父亲后来主动申请调离瓷厂，到永胜县供销合作社城关基社任主任。其中有几年被县里抽调到农业、畜牧、煤炭等行业的工作队。

1970年，永胜县瓷厂被列为重点企业，父亲再次调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任期从1970年10月至1978年1月。

父亲始终与职工打成一片。舂泥、打坯、装窑、运煤等工种缺人时，他走上生产第一线，曾发生过因赶马车拉煤而翻车的事故。他大力支持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提高了产品质量，研制生产出新产品，被评为永胜县和丽江地区“先进工作者”。

父亲参加工作的30多年里，在永胜县商业系统、供销系统工作的时间较长，工作单位在县城所在地的城关坝区。1959年至1962年、1970年至1978年，父亲两次任永胜县瓷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从一个农民到商业实体管理者，再到工业生产的管理者，全靠努力学习、克服困难才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正是这两次到县瓷厂工作的经历，让父亲成为一个心系永胜瓷业的人，让他的人生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静放。

第二次到县瓷厂任职时，厂里的条件比上一次好了些：从稗子河边经光照山到大瓷厂修了一条狭窄陡峭的乡级公路，厂里有了一台“解放”牌载重汽车；因为通了电，厂里购买了一些代替人工提高工效的机械设备。但是，职工的阶级成分和思想状况也比以前复杂。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父亲的工作还算得心应手，主要原因是他始终坚持与职工打成一片的工作方法。跟以前一样，舂泥、打坯、装窑、运煤等工种缺人时，他就走上生产第一线。

他鼓励技术人员攻关，研制生产出“细白薄瓷龙凤酒具”“高脚酒杯”“手工绘画影人杯”“天麻酒瓶”“瓷板人画像”“母子梅花鹿摆件”“双龙藏碗”等新产品，畅销省内外，甚至远销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这是永胜县瓷厂的辉煌时期，瓷器的产量、质量都有上升，新产品被不断研制出来。

高档薄瓷上的字画是画师们手工描绘、书写的。我认识好几位厂里的瓷器画画师，如，韩学舜的母亲一直在县瓷厂画碗上的图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画师。有手绘字画的瓷器不仅增加了收藏价值，也极大地提升了永胜县瓷厂的名气。

父亲宽厚、善良，工作中始终以诚待人。只要人品好，不论家庭成分是什么，他都关心爱护那些青年职工，并合理使用他们。到省内外开会需要汇报书面材料，父亲就带上一个家庭成分不太好但写作能力强的青年职工去参会，让这个青年保持着健康的心理。一些人在政治运动中遭遇说不清的事，被下放到厂里，其中有医生、教师，也有个别确有过错的干部。父亲从不歧视他们，总是合理地给他们安排工作。那时候会议多，许多并不重要的会议也必须开。每当这时，父亲就以要求加班为由，不让有思想包袱的人去参会。不少受过父亲这般关照的人，几十年以后每次遇到我都要讲述一遍。

父亲两次在县瓷厂工作和生活的详细情况，其实我了解得不多，许多事情是厂里的职工讲给我的。不论好的、坏的，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工作中遇到的事。

第二次去县瓷厂工作，厂里的条件虽然好了些，实际还是很艰苦。有一次父亲在厂里突发肾绞痛，疼了几天，厂医给的药吃了没效果，无奈，只得由厂里的大货车送他到县医院。货车司机将父亲送到县医院后就来我家让我去照顾。我立即赶到医院，看到父亲疼得缩成一团，原本就很瘦的他因为几天没吃东西，显得更瘦了。那个时候的医生对肾绞痛并没有治疗的好办法，最后是我的婆婆用土方子治好了父亲的病。

此后，快60岁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上级就把他安排到县轻工业局工作，他的工作压力才减轻了一些。

父亲长年在外工作，一年顶多回一次家，第一次到县瓷厂工作的三年多里基本没有回过家。因为那几年我们家的房子被腾出来当生产队的大食堂和仓库，我们只得借住在别人家，即便父亲有时间回家，其实也没有他的食宿的地方。母亲在农村早晚加班“放卫星”，也没时间去探望父亲。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经济逐步恢复，农户有了自留地，也可以养鸡、养猪了，过年时父亲也有时间回来。

在家里，父亲从来没有一点“工作队”队员的架子，抢着做家务事。

每次回家，父亲都要买礼物给祖母、母亲，还有我们姐弟。在县瓷厂工作时，我的两个堂妹和小姑出嫁，父亲买了十个有手工绘画的茶盅送给她们。“衣饭碗”和茶盅是永胜人嫁女必有的陪嫁品，她们至今珍藏着父亲送的茶盅。

父亲一回家就有村里人来找他聊天，父亲对大家都很热情，从来不摆架子。

父亲与病痛抗争的毅力令我十分敬佩。有一次父亲以为犯疮痔，按民间单方吃药却没有效果，只得住院。医生检查后介绍，说他不是犯痔疮，而是得了肛周炎，因为人体末梢神经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发病时会很疼。住院一个周，病情不见好转，但医生都佩服父亲忍受疼痛的耐力，因为他们没有好的止疼办法。父亲八九天吃不下东西，也没有解大便，医生就让他喝滑石润肠药水。那个药水非常难闻、难喝，但他能一口气喝下满满一碗。

父亲在职时扛着病痛，退休后这些病痛便轮流折磨他。最终，父亲因血吸虫病引发的慢性肝损伤而离开人世。

退休后的父亲与病痛抗争了三年半，享年67岁。

图片由周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