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等的
误读误解
10、“东巴文化是‘封建迷信’，核心是‘拜神拜鬼’，无实际价值”吗？
这样的奇谈怪论，六十多年前也曾出现过。其中，徐振康（汉族）任丽江县委书记期间（1956年至1965年），拔出专款组织人力抢救纳西族东巴文化。当时就有人批评说：“东巴文化是封建主义！是牛鬼蛇神！”“不能用财政资金来复辟封建主义”！徐振康仍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先后组织抢救了分散在广大山区民间，正在面临毁灭的5000多册东巴古籍，并翻译整理了582本东巴经典。为“文革”结束后建立东巴文化研究室（所、院）、成功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奠定了基础和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丽江人民十分爱戴的徐书记也因此遭到残酷批斗。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之际，时任丽江行署副专员的和万宝在地委、省委支持下，首先成立了“云南省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室”（现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及时组织边远山区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东巴与有志青年学者，按原文、记音、对译、意译“四对照”要求，全面、系统抢救东巴文化遗产，终于完成了（百卷）《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荣获国家图书奖。
一百多年来，国内外有识之士不断对东巴文化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改革开放后纳西族东巴文化古籍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列为“中华绝学”之一，进一步明确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独特价值。东巴文化的突出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早已国际化。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关注和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并取得显著成果。1885年，法国学者拉卡帕里尔首次在欧洲发表介绍东巴文化的文章之后，法国学者巴克、德国学者劳佛尔、美藉学者约瑟夫·洛克、美国学者昆亭·罗斯福先后出版有研究东巴文化专著。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英国的安东尼·杰克逊、德国的福格特、雅纳特、法国的石泰安、伍德沃德、前苏联的雷斯托夫、美国的孟彻理、李海伦、日本的西田龙雄、山田胜美、伊藤清司等不断发表有研究东巴文化的成果。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德国的科隆大学、加拿大西门大学、魁北克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日本筑波大学、英国伦敦大学、韩国的釜山大学、泰国清迈大学等都有关于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项目及成果。东巴文化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
其二，国内数以千计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东巴文化。自三十年代以来，刘半农、李方桂、章太炎、胡适之、李济之、董作宾、傅斯年、傅懋勣、任乃强、方国瑜、陶云逵、吴泽霖、李霖灿、刘敦桢、竺柯桢、费孝通、任继愈、季羡林、吴良镛、葛如亮、周维权、郑孝燮、罗哲文、阮义三、谢辰生、于锦绣、戴爱莲、吴作人、汪宁生、宋恩常、李国文、朱良文、冯牧、朱践耳、余秋雨、李绍明、谭继和、王尧、李星星、赵心愚、詹承绪、和发源、王世英、习煜华、王元鹿、李静生、喻遂生、和力民、李丽芬、杨亦花、杨杰宏等研究东巴文化的著名学者有上千人。其中，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刘半农鼓励方国瑜回乡学习整理研究东巴文化；章太炎大师为《纳西象形文字谱》作序；傅懋勣在抗战时期与东巴文化结缘之后毕生加以关注研究，临终前仍“心挂着东巴文化”；李济之教授为李霖灿编撰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作序。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研究东巴文化学者越来越多，东巴文化也不断走进大学及本土中小学课堂。
其三，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关心关注东巴文化。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展”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胡绳（兼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指出“东巴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应珍视和研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庄敏指出“东巴文化、光辉璀灿，纳西风情、名扬中外”。1993年，纳西东巴文化节在北京举办期间，著名作家周而复（文化部代部长）说：“东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独特的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知识宝藏和富有神奇色彩的民俗风尚而闻名天下。要努力发掘、保护，很好弘扬”。习近平等前来丽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东巴文化十分关注关心，强调要保护传承好这一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
其四，东巴文化的价值及保护意义。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认为东巴文化“是了不起的宝库”，东巴文字是“世界文字进化史上最完备的活标本”。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指出，东巴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而且是全人类共享的宝贵遗产……保护东巴文化遗产，丰富世界文明宝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认为，东巴文化中充满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东巴古籍文献是用图画象形文字记载了人类起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主题的文献。这种文献的语言文字、书法绘画风格在当今世界上都独具特点，对研究民族学、宗教学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于锦绣教授指出：“纳西族东巴古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珍奇的全人类文化遗产”，最突出表现有两点，一是举世罕见的别具特异形式和风格的原始宗教典型“活化石”，它的载体古老图画象形文字又是世界唯一尚在活着的古文字“活化石”,这种双料“活化石”的特点,简直是世界奇迹；二是展现人类原始宗教发展史轮廓的一个典型范例，是由一个少数民族独创的富有完整性、连续性和自由性的十分珍贵的民族文献，“具有既是民族文化而又显然超越民族文化的重大学术理论价值”。“纳西东巴古籍仍是急需全国和全世界特别关注和及时大力抢救的文化遗产”。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吕大吉教授指出，东巴典藉“具有极高的文化学术价值，一个少数民族保存了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以至世界各民族中是非常宝贵，难得一见的。
11、“东巴文化对自然‘只保护不利用’，反对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理念极端’”吗？
纳西族东巴文化倡导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和平、合作、共赢，强调保护自然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相结合，努力营造人与自然友好合作，人类与署类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东巴文化生态理念与智慧，符合当代生态文明思想。称纳西族东巴文化生态观为“理念极端”，大错特错矣！
东巴文化生态理念及实践，主要表现如下：
——人与自然是兄弟的理念。东巴经典中把包括山林川泽鱼虫鸟兽在内的大自然称为“署”。人类始祖与“署”本是同父异母兄弟，兄弟分家自立时规定：由人类负责管理家畜、耕地、房产等。由“署”负责管理森林、草场、山崖、江河、湖泊、泉水及野生动物等自然万物。双方要各司其职，互不侵害，和谐相处。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大自然既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也不是人类要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也是东巴文化与“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根本区别。人与自然是兄弟的理念，成为纳西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
——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才能共存共荣。东巴文化认为，大自然对人类有服务与危害双重性，既能造福也能危害。人类对自然“友好”，自然也会对人类“友好”，给人类带来风调雨顺等回报，为人类服务；如果人类对自然不友好，自然也就对人类不友好。人类首先要善待自然。东巴文化中还明确指出，双方“和则共生，斗则双亡”。如若人与自然长期“敌对”，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都难存活”。所以人与自然要及时管控和处理所发生的矛盾，坚持“友好相处”实现共生共荣。这一理念在东巴经典《休曲苏堆》中有十分生动深刻论述，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和解后，双方共同签订友好“和约”等内容。
——强调大自然会报复人类，告诫人类不要伤害自然。这一古老的理念与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人类因为任意毁林开荒、焚烧山林、滥杀野生动物、污染泉水、空气等而遭到大自然无情报复的传说故事，在东巴经中比比皆是。
——强调保护生态环境要从我做起，重在行动。纳西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众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措施。一是形成全社会保护生态环保的行为准则，包括因地制宜制定的山规、水规等乡规民约；二是定期开展“署古”等保护环境活动，及时自查自纠伤害自然的行为，并向大自然赔礼道歉；三是加强保护自然宣传教育，不断强化全民族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环境。
毫无疑问，东巴文化关于生态文明的理念及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宝库。
12、“东巴经全是神话故事，与现代生活无关，无学习必要”吗？
其一，此说同样既不符合实际，又违背常识。东巴经典（古籍文献）是古代纳西族“百科全书”，其中不仅有许多神话故事，也有众多非神话故事的内容，包括有关天文、地理、自然、哲学、医药、音乐舞蹈、农牧业生产等知识，说“东巴经全是神话故事”并不符合事实。
其二，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歌声，承载着远古时期各民族的奋斗精神与人生追求。比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等等。纳西族东巴经中，同样有许多用象形文字记载的类似神话故事，是中华神话故事的重要组成部份。神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要学习传承。
其三，纳西族东巴神话故事具有突出的现代价值。比如：“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人与自然打生态官司”（《休曲苏埃》）等神话，对于丽江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人与自然和谐的国际旅游景区仍有积极意义；汉、藏、纳、白等各族祖先是一母同胞兄弟的神话，对于丽江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并非与“现代生活无关”。
13、“东巴文是近年为发展旅游‘人造’的图案，无历史底蕴”吗？“东巴纸是普通手工纸，仅为旅游‘噱头’，无实际价值”吗？
这两种说法同样违背事实，且十分可笑。
纳西东巴象形文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当今世界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世界记忆遗产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中华绝学”之一。早在清末，纳西东巴文就介绍到了欧洲，民国时期国内外学者已编著有《纳西象形文字谱》《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等。客观事实清楚，历史底蕴深厚。怎么能说是“为发展旅游人造的图案，无历史底蕴”？！
东巴纸同样具有丰富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东巴纸独特的造纸技艺，早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称“东巴纸是普通手工纸，仅为旅游‘噱头’，无实际价值”，同样不符合事实。
四、对木氏土司与木府的
误读误解
14、“木氏土司是丽江‘土皇帝’，可随心所欲掌控一方”吗？
对待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木氏土司称为“土皇帝”，不符合历史事实。现代汉语中的“土皇帝”是个贬义词，指盘踞（割据）一方，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军阀、大恶霸等。木氏土司治丽江四百多年间，以“诚心报国”“辑宁边境”“保境安民”“滇南保障”“忠臣孝子”维护国家统一而著称。“土皇帝”的帽子不适合戴在木氏土司头上。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木府时也曾对木氏予以肯定。其中，1999年５月，江泽民总书记观看木府大门上“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对联时曾说：“木氏土司也是讲政治的”。2025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木府时指出：“要保护好木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其同体建设。”
历史时期的丽江木氏土司曾被称为西南边地“三冠”：
一是“学冠诸土官”。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王崧《云南志钞》亦称：丽江木氏“所作诗词颇传于世……所著为一时名士称赏，《明史》谓云南诸士官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诚非虚美也”。木氏自觉学习汉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涌现出木氏六公等以“文墨比中州”著称的土司诗人，作品收入《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堪称西南诸土司之冠。
二是“富冠诸土郡”。《徐霞客游记》中称明代丽江木府“富冠诸土郡”。这是因为木氏统治时期，大力开发当地丰富的矿藏资源，大力发展茶马古道商业贸易，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明代丽江府境内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木府“富冠诸土郡”的雄厚资金，主要用于维护国家统一、边境社会安定、区域经济发展、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更是难能可贵。
三是“忠冠诸藩司”。明翰林院侍读学士蔡毅中指出，丽江木氏土司“忠义为诸藩司冠”，“为藩臣表帅”。这里说的“藩司”“藩臣”指明代边地行政区衙门及官员。明代西南边地每有战事，木府常常奉调出征，而且总是“自备军需费用”出征，从“未领司农武库一金钱、一弓矢”，没有要朝廷的任何军费。为表彰木氏土司的忠、义、勇行动，先后给予木氏的“圣旨”“诰命”“御赐”等达六十多次（件），包括御赐的“诚心报国”“辑宁边境”“西北藩篱”“南国干城”金牌、题字，敕赐建“乔木世家”“历传忠孝”“忠义”等牌坊。对于边地土司之家，堪称绝无仅有。
木氏身为丽江最高首长，边地“金紫贵臣”之家，但在家庭生活方面也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木公《建木氏勋祠自记》中强调：“后之子孙，念祖宗之艰，述我所为善，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不取妾媵”。强调不可沉于“酒色”“犬马”“纳妾”的土司之家。同样是难能可贵。
当然，木氏土司作为封建统治者，也有压迫与剥削人民的另一面。但是，不能带着傲慢与偏见称之为“土皇帝”。要尊重历史事实，充分肯定木氏集团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15、“木府是仿照紫禁城建造的‘小故宫’，建筑风格与故宫一样”吗？“木府文化等于丽江全部文化”吗？
其实，明洪武年间，洪武皇帝朱元璋钦赐阿甲阿得为木姓，世袭丽江土知府，在丽江古城内建造木氏土司府时，明朝都城还不是北京而在南京（应天府），当时尚未建北京紫禁城。称木府“仿照紫禁城建造”值得商榷。当然，在后世的续建中也许会有些仿照的情况。但木府整体建筑风格，是根据所处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条件而建的，具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是融纳、汉、白、藏文化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建筑风格并非与“故宫一样”。明代修建的木府，于清咸同年间的“滇西之乱”中被毁。现在所看到的木府，是1996年丽江“2·3”大地震后在原址上恢复重建的，再现了明代木府的基本风貌。
“木府文化等于丽江全部文化”之说，也是对丽江丰富多彩历史文化的误读误解。其实，木府有一句著名广告语：“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对此已说得明明白白了。就丽江古城而言，中除了木府文化，还有流官文化、东巴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等。丽江境内还有母系文化、毕摩文化、韩规文化、傈僳文化、白族文化、边屯文化等众多丰富独特的文化。当然，木府文化独树一帜，是丽江的“重要文化地标”。
五、对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及马帮的
误读误解
16、“丽江仅是茶马古道的‘中转站’，本地人未参与贸易，仅提供歇脚服务”吗？
在茶马古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丽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漫漫历史长河中，丽江各族人民风餐露宿、迎雪冒雨行走于茶马古道，是茶马古道商品贸易极其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丽江成为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重镇和商品集散地，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中转站”。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丽江是至今仍然“活着的茶马丽江古道重镇”。
丽江古城居民不仅为来自外地的客商“提供歇脚服务”，同时也是茶马古道一系列商品经营活动的参与者。许多古城居民除了坐地经营，也纷纷走出四方街，奔波于茶马古道，从拉萨、印度采购商品返回丽江古城。丽江民众全程参与了茶马古道商贸活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比比皆是。说丽江“本地人未参与贸易”，可称谎言。
17、“马帮是‘没有文化的粗人’，仅会赶马，无其它能力”吗？“马帮仅运输茶叶，无其它商品”吗？“马帮贸易仅由男性主导，纳西族女性未参与，仅负责家务”吗？
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海拔高差最大，行走最艰难的一条国际商道。行走于茶马古道的各民族马帮，必须具有四个方面的能力或素质：一是具有超过常人的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拼搏奋斗的精神；二是具有了解沿途自然地理环境、应对气象变化、处理突发事件及伤病的知识与能力；三是能说汉、藏、纳西、白族等多种语言，具有与沿线各族民众友好沟通的能力；四是有重诚信、讲义气的品格。比如，清未民初，丽江拉市乡一位和姓赶马人，受雇于丽江古城“春荣记”老板牛星海，从藏地运两驮银钱等货物回丽江。不料在半道上遭遇强盗，和姓赶马人见状扛起马驮上装有银子的皮口袋跑进山林深处。强盗在马驮上找不到银子，就把赶马人的驮马及物资抢走，同行的牛星海身上的衣物也被洗劫一空，牛星海只身回到丽江古城两天之后，和姓赶马哥扛着银口袋找上门来，将所驮运的银子全部交还牛家。并对对牛星海说，他虽然是个贫苦的赶马人，但重义气、讲诚信是茶马古道赶马人本分，虽然他本人的驮马也被抢了，但所驮运银子万幸没有遭受损失，能完整交还雇主，终算没有违背纳西族赶马人的良心。牛星海非常感动，并弥补了赶马人所受的损失。俩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丽江古城实力雄厚的一些商家，是从一个合格赶马人起家的。丽江古城内不少大商号的少东家，也常常与马帮一同走茶马古道，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培养吃苦拼搏精神，增长经营才干。
丽江马帮也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有的善于讲民间故事，有的是民歌高手，有的善弹奏古乐、有的还能吟诗作文。应该说，行走于茶马古道的马帮，是丽江历史上最值得敬重的一个特殊群体。把这一群体称为“没有文化的粗人，仅会赶马，无其它能力！”只能说是典型的傲慢与偏见。
“马帮仅运输茶叶，无其它商品”之说，更是缺乏基本常识的胡言乱语。称“马帮贸易仅由男性主导，纳西女性未参与，仅负责家务”，同样如此。完全不了解纳西族社会历史文化特别是女性文化。其实，在“客巴来也一声欢”等清代纳西族诗文中，在（俄）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在和钟华老师新近出版的《纳西女性文化》专著中，对于纳西女性在茶马古道贸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已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客观公正、生动深刻的阐述。
六、对纳西族传统习俗等方面的
一些误读误解
18、“纳西族‘以胖为美’，体型越胖越受欢迎”吗？“纳西族‘披星戴月’服饰仅为装饰，无深层意义”吗？
纳西族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有不同的称谓，比如，小女孩称“咪瑞瑞”，未婚少女称“盼晶美”（有的记音写为“胖姐美”），已婚女性称“妮奴美”，老年女性称“阿奶茂”。所谓“以胖为美”，是外人对记音汉字“胖姐美”的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与纳西族的审美观毫无关系。而纳西语称“胖”或“肥胖”为“嘎迪”，一般情况下，称某人“嘎迪”时，不仅没有赞美之意，有时还会有讽刺贬低之意。当然，称一头猪“嘎迪”时是有赞美之意的。但对人而言，“健康强壮”“健康匀称”者才会被赞美。所谓“以胖为美，体型越胖越受欢迎”之说，并不符合纳西族审美观。
纳西族妇女传统服饰最鲜明特色为背披羊皮披肩，披肩上方饰有七个圆布圈和七对垂穗，布圈里用彩色线绣成图案，称之为“披星戴月”，象征纳西族妇女的勤劳与担当精神。同时，也具有纳西族天文、宇宙观等方面的深层意义。
19、“纳西族吃饭无规矩，人多时常常杂乱无序”吗？“纳西菜油多盐重，不健康，且烹饪方式单一，仅会煮火锅”吗？
纳西族风俗中对于吃饭是有“规矩”的，其中，特别讲究孝老敬老方面的吃饭“规矩”：在日常生活中，家中有好的食物时要先让老人享用，在办宴请客吃饭时也要先让老人享用，“老年上坐，先酌之，子弟依次跪饮，始入席，终席恂恂，无敢越次”。办红白事吃饭人多时，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先老人、后年青人，先远客，后近客，先客人、后近亲。因此，吃饭人多时一般不会“杂乱无序”。当然，无庸讳言，这种传统习俗（规矩），如今正在不断淡化与改变。对此，也应引起重视，加以保护与传承。
纳西族“烹饪方式单一，仅会煮火锅”之说，同样与不符合事实。明代《徐霞客游记》中称，当年土司木增在解脱林设宴招待徐霞客时，席面上已有“大肴八十品”。说明当时纳西族的饮食烹调方式已是不单一，而是丰富多样。如今，纳西西族的烹饪方式更加丰富，不可与明代同日而语。除了传统的丽江粑粑、鸡豆凉粉、“麻补”、酥油茶、吹猪肝、大红肥肉、八大碗、三叠水、各类火锅等之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有不断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菜谱，烹饪方式越来越丰富。关于“纳西菜油多盐重”之说，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与纳西族地区多属于高原冷凉环境，纳西先民在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强度、能量消耗较大，故有油多盐重饮食需求，这样的饮食也并非完全“不健康”。如今，随着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的不断改善，纳西族的饮食习惯也在改变，与时俱进向少油少盐转变。
网络上出现的种种误读误解，同样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称丽江的“多元文化是现代旅游打造的”“古城水系是现代为旅游挖掘的”“东巴文是近年为发展旅游人造的”等，为什么会有这种“指鹿为马”的情况？文旅融合发展，首先要处理好“文”与“旅”的关系，双方并不是婆媳关系。历史文化也不是任由现代旅游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随意贴上“现代旅游打造”等标签。丽江坚持走“持续健康的文旅发展之路”，必须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尊重历史、尊重文化，不断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李群育，男，纳西族，1951年1月生于丽江古城。曾任丽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丽江日报》总编辑及社长、丽江市人大常委会副巡视员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州盟市报研究会会长，以及丽江文化研究会、纳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全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
作者/李群育
责编/李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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