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木制织布机。（资料图）

窗台上麻线的影子爬过第二道木纹时，已近晌午。

祖母的手臂在日光里一起一落，像极了坡地上随风摇摆的麻秆。祖母从不穿集市上买来的胶皮围裙，只把一块靛蓝色的土布系在腰间。布的边沿已经磨出了毛茸茸的絮，经年累月地吸着尘埃。我注意到祖母左手的食指上有一道陈旧的伤口，那是10年前被梭子划破的。伤口愈合后留下一个凸起的肉疙瘩，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深一些，像一粒干瘪的紫米嵌在指节弯曲处。祖母捻线时，那疙瘩便跟着一缩一伸。

屋后的山坡上，去年秋天的麻秆还立着，颜色有些枯白，在风里瑟瑟作响。新一茬嫩绿的麻苗才刚冒头，怯生生地藏在枯秆的阴影里。父亲说，过两个月要烧掉那些枯秆，灰烬正好肥田。可祖母不让，她说，烧枯麻秆会惊扰到土里的麻根。“让它们自己倒、自己烂，这才合规矩。”说这话时，祖母正用牙齿咬断一根接好的线头，声音从齿缝里挤出来，语气含糊但坚定。

午饭是荞麦粑粑和酸菜汤。祖母洗手前总要仔细地把指缝里的麻絮抠出来，攒在窗台上的一个粗陶碗里。那个碗里的麻絮已经积了薄薄的灰白色的一层，像初冬的霜。她说，过些日子要把这些麻絮混进灶灰里用来糊墙。“什么东西都不能糟蹋”，这是祖母的口头禅。

吃过饭，祖母不急着干活，而是坐在门槛上眯着眼看远山。山脊的线条在午后的热浪里微微颤动，像一匹铺在天边的巨大的布。祖母的目光空茫却沉甸甸的，仿佛能见到许多我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她会突然说：“你爷爷在世时最会选麻种。他能从100棵麻里认出哪棵的筋最长、最韧。”她的声音淡淡的，像在讲述昨天的事。实际上，我的爷爷已去世30年。

织布声在午后响起时，整个木楞房都跟着微微震颤。那是从地底传来的震动，通过祖母的脊背、腰机、楼板，一直传到我的脚心。汗水顺着祖母的耳后流进衣领，她的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衫子已经透出深色的汗渍，边沿晕开不规则的形状，像一幅模糊的地图。

有一回梭子突然断了，那是一根用了10多年的桑木梭子。它从中间齐齐裂开，毫无预兆。祖母愣了愣，捡起两半梭子在手里拼了拼又放下。那天下午，她一直坐在机子前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那匹织到一半的布。断裂的线头从布边垂下来，在穿堂风里轻轻晃动。直到太阳偏西，祖母才从梁上取下一个新梭子。新梭子还没打磨过，棱角分明，在祖母的手里显得生涩。祖母找来砂石，就着微弱的光慢慢磨起来。砂石摩擦木头的“嘶嘶”声在暮色里格外清晰。

磨好梭子，那熟悉的织布声又回荡在院里。黄昏时分，麻的气味变了，不再是清晨那种清苦的、带着露水气的味道，而是混入了烟火、汗味，变得稠厚、复杂，沉甸甸地压在鼻腔里。这时，祖母才停下活，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刚织出的一截布面。她的指尖在凸起的纹路上慢慢移动，眼睛半闭着，像在抚摸文字。

晚上，在火塘跳动的红光里，祖母的脸时明时暗，有时她会讲一些更久远的人和事。她说，她的母亲织布时要用野生柿子的汁染线，染出的颜色是日出前天空中朦胧的橘红。“现在没人会染那颜色了。”她往火塘里添了块柴，接着说：“柿子树都被砍了，地里都种了烟草。”

祖母最后一次上纺织机在立冬前3天。那天，她织得特别慢，每打一梭要停下来喘口气。织到太阳西斜，她忽然开口：“够了。”然后慢慢松开腰间的皮带，皮带在她腰上勒出的红印子好久都没消去。

祖母最后织的那截布，比前面织的都要结实，纹理密得几乎不透光。后来母亲用那截布给祖母做了寿衣的袖口。

如今我站在空荡荡的老屋里，忽然明白祖母织的从来不只是布。她是在用一生的时间，把山坡上的麻、溪流里的水、四季的光、手心的汗，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一股脑儿织进布的经纬里。她织成了一匹足够长的布，长到能裹住生，也能裹住死。

屋外又起风了。枯麻秆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极了纺车的余音，我忽然想起祖母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一个同样有风的傍晚，祖母望着窗外摇动的麻田轻声说：“人就像这麻。长在地里时一身刺，沤过了、捶打了、晒干了才显出里头那点韧劲儿。”

窗台上的粗陶碗还在，碗底还剩着一层被岁月压得板实的麻絮。我摸了摸这些麻絮，很凉、很轻。它们在那里等了这么多年，似乎以为它们的主人还会回来。

作者/白方宏锴（陕西省）

责编/和润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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